先秦时期的士族，高扬的道义传统归结起来是“士志于道”。作为具有史官传统的司马氏家族，司马迁从小就深受父亲司马谈的史学熏陶，在长期对先秦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中，让司马迁进一步接触到先秦文献中那些优秀的先秦士族形象。长期的游学经历让司马迁对那些活在纸上的先秦士族有了更为深刻、更为丰满的认识。在长期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与整理的过程中，司马迁对于先秦士族的精神有了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理解，随着自己研究的不断深入，司马迁也深受先秦士族道义观念的熏陶与影响。作为史官，他所要遵循的道义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
先秦时期，对于士族取得成功有三重标准：立德、立功、立言，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司马迁《报任安书》）”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既体现了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同时也蕴含着为人、处事、成业的朴素道理，正是这以“三不朽”为代表理想主义精神也深刻的影响着司马迁撰述《史记》，司马迁在《太史公列传》里就很明确的表态说自己撰述《史记》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就是要通过完成对先秦士族和他们光辉历史事迹的撰述，来达到立言的目的。
只不过司马迁的思想是通过这些史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司马迁的撰述《史记》他不仅仅把完成这部史书当做是家族传承未完成的梦想，在他看来更像是自己的理想与使命。他在回答好友任安的书信中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正是司马迁的“私心”和立言的理想，才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史记》这么一部史书。
此外，司马迁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史记》中所刻画的先秦士族群体上，有出身贫寒、身负六国相印的苏秦、有身为将相只身隐退，腰缠万贯的富商范蠡，有斩敌掣功，加官晋爵的王翦，还有创立儒家学说，门徒三千的孔子等，这些人都在各自所属的天地里创造出不菲的时代价值，都完成了各自的人生理想。
司马迁撰述发生在这些先秦士族身上的这些成功的理想以及他们背后为了理想头悬梁、锥刺股的努力，就是为了鞭策自己也要做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良史。这就是司马迁高扬的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