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义为己任和高扬的理想主义是先秦士族共有的第一个精神特点。先秦时期的士族，在整张春秋时代的社会网络当中，他们生活在相似的社会阶层里，但却有着不一样的学术和道德信仰里，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繁盛的学术氛围。不仅如此，先秦士族的精神王国以及他们的人生追求上也呈现着缤纷繁杂、千姿百态的图景。但终归无论信仰是多么复杂，无论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还是主张消极避世的道家，都无不显现出先秦士族以道义为己任的精神和高扬的理想主义。
道义意识和理想主义为何在先秦这个历史动荡时期，在这些朝不保夕的先秦士族阶层中是看得如此重要和贯彻的如此透彻呢？最能体现出先秦士族阶层这一精神特质的要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创建儒家精神体系之初，他便对先秦士族群体指出了一条士族立身垂范的行为准则，既是“士志于道”（孔子《四书五经·论语》），要求士族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而不是为了小小的蝇头微利，不是仅仅为了谋求生存。对于孔子的主张，《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作者余英时先生有这样的阐述：“中国知识分子在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孔子便努力的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份子——士——都能超越他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我们再转到与儒家相对的反面，消极避世的道家，表面上让人感觉他们的消极避世似乎是远离士族阶层的道义精神，背离社会，几乎没有一丝对社会的担当。但是仔细来思考，其实道家所积极倡导的无为、贵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世人的深切关怀他们提倡君王应无为而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先秦时期也应该说是一种正面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因为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已经伤害到这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各个诸侯之间的权谋与倾轧，使得历史车轮每一个向前的车辙里，都充满了为之付出的血腥。此时，提出生养休息政策，倡导统治者垂拱而治，也应成为符合时宜的治国良方，更是天下苍生所期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家所主张的思想，所倡导的精神，也是一种对生命个体的道义担当。
在更为广阔的先秦士族群体里，对社会责任、道义担当、士族良知的阐释各家各派在不同程度上各有轻重。但是这些所要侧重的道义与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灌注到先秦士族群体的精神意识领域的。首先，作为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又处在这么一个反复多变的动荡期，他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的确相去甚远，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他就必须要找到一种心理的期许，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树立起一面理想主义的大旗，以冲淡现实生活里诸多不公平的人生遭际所造成的巨大的空虚与创痛。其次，他们所树立的人生理想更是鞭策他们不断前进的人生标杆，也是一种对社会，对国家的的责任，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脱离不了社会历史的藩篱，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辅佐君王，影响君王，推行他们所提倡的政策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现实、社会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