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刘墉更注重把爱传给下一代。所以，他的很多作品是写给孩子的，而作品主要以书信形式和他们进行交流与教育，在文章的叙述中尽现了他严中有慈的父爱。
这不由让人们想起写于20 世纪50 、60 年代的,后来成为亿万人争相传阅的《傅雷家书》。这两位作家虽各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他们苦心孤诣、盼儿成才的殷殷之情却是相同的。刘墉自言,他的作品是在“为那些心里充满梦幻的孩子们打一个预防针”。
他在《超越自己》一书中反复强调,在人生的整个奋斗历程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而是自己,尤其是对那些过去受尽呵护,而必须独立面对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必须战胜自己的惰性和依赖心。这种毛病不割除,无论在父母的逼迫下功课有多好,将来也难以成功。刘墉讲了儿子刘轩这样一件事,刘轩读高中时,每天上学须乘自行车走很远一段路,然后换乘地铁。他为此常抱怨上学路太远,且早晨需祖母叫几遍才起床。作为父亲,刘墉感到孩子身上的这种毛病虽不大,但可能给他今后的生活带来“后患”。他为此写了《当头棒喝》提醒儿子:父母不能帮你走未来的路!
如果说傅雷是睿智的,他以深沉的父爱、广博的学识,引导爱子傅聪走上音乐的成功之路,那么刘墉是聪明可敬的,他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心,把自己为人父的体验和经验写出来,让所有人受益。作为一个深得东西方教育观念精髓的新型家长,他很懂得90 年代青年人的阅读心理。对于这一代热情火爆且自命不凡的孩子,他须得将耳提面命式的训导巧妙隐藏起来,而代之以在文字里大量引进当代资讯,使孩子们感到,彼此的代沟微乎其微,他离他们很近,而不是在倚老卖老。他强调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是引导,而不是训诫。有趣的是,他对男孩女孩的教育还有所不同,对儿子的要求是“峻急成长”,对女儿则是“期盼美好”。
对儿子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对女儿则是用西方的教育观给她充分的自由,让她自由地成长。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总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嬉笑怒骂(当然不是“国骂”) ,无所顾忌。他与儿子的冲突总是正面的,儿子似乎也不为尊者讳,该急眼就急眼。刘墉将这些都如实记录下来,增加了文章的生活气息。如《世纪之病》一文中的对话:“一大早,你就来敲我的门,说你的电胡刀不见了,今天晚上有舞会,想借我的用一下。‘不!’我说, ‘我的原则是绝不向人借刮胡刀,也绝不借给别人!’‘那是借给你儿子啊!’你尖声叫了起来, ‘难道以为我有AIDS ?我相信你没有,但你怎知我有没有? ’”
既温柔关切又剑拔弩张,刘墉与儿子建立的这种新型父子关系,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身为有识之士的刘墉,深知在当代社会里,机遇与陷阱并存,鲜花与毒品同在,对孩子的教育,须于嘘寒问暖之外,更多一些严厉。他教导孩子要学会善良,但他更告诉孩子,善良这朵美丽的花应当如何开花,它须是以出淤泥而不染为前提的。
刘墉对儿子的期待更多的是将对自己的要求加诸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够突破自身与生俱来的弱点,创造个人的价值,肯定自身是天地间不可或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