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杨绛散文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这也是她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
中国在新时期的散文受政治气氛影响，凝固于颂歌式的抒情，或是借物咏志或是借景抒情，在感情的处理上小心翼翼，多夸饰与程式化。这种固定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散文的真情释放。这种受政治因素影响的固定模式，使散文在散文文坛上沉闷了十几年，1980年杨绛散文力作《干校六记》以从容幽默的笔法，打破了这种散文抒情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干校六记》这本散文集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等六篇作品组成，在这些作品中，杨绛借衣食住行、夫妻之情、劳作休憩等琐事反映了自己1969年到1972年间干校生活中的种种际遇。在作品中，杨绛写得精致简洁，娓娓而谈。文中在叙述往事的笔调幽默诙谐，开启了散文幽默一路的发展。杨绛的幽默风格即使在现代女作家中也是不多见的。杨绛散文的幽默既继承了五四时期散文的一些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她摒弃了五四那一时期大师们形而上的谈玄论道，把自己的幽默立足于日常生活、平凡小事。
幽默其实是一种人生觉悟，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面对宇宙人生，世界万象，杨绛意识到人自身的局限。她在散文中的这种幽默即是她对自身生存环境局限的超越。立普斯说：“我幽默地或者带有幽默地观照了世界，观照了它的举止行为，最后又观照了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幽默是我本身的一种状态，一种自我的心境。”这句话用在杨绛身上，恰如其分。
杨绛散文的幽默常以轻松愉悦的笔调来体现。这种幽默，使读者读之得到一种内心的喜悦感、满足感。如《“小趋”记情》中，杨绛写“小趋”名字的来由：
“我们菜园班的那位诗人从砖窑里抱回一头小黄狗。诗人姓区。偶而有人把姓氏的‘区’读如‘趋’，阿香就为小狗命名‘小趋’。诗人的报复很妙：他不为小狗命名‘小香’，却要它和阿香排行，叫它‘阿趋’。可是‘小趋’叫来比‘阿趋’顺口，就叫开了。好在菜园以外的人，并不知道‘小趋’原是‘小区’。
写“小趋”迎接默存（钱钟书）：
“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绕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
在这里，这种幽默作为行文的底色自然而流畅，没有捏造矫作之感。读之充满情趣。
《凿井记劳》中，杨绛写自己挖那块“硬得像风磨铜的地”，“费尽吃奶力气，一揪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学圃记闲》中写作者和一位华侨姑娘阿香种萝卜，私底下商定且培养尖子，把草木灰全用来肥那些宝贝。等到收获时，“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该有大半截”，“使足劲儿拔，用力过猛，扑通跌生在地上，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又如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写到“文革”中“我”和钱钟书“被挂牌揪斗”：
“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压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须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这是一段被批斗的回忆，但杨绛插入如此幽默的一笔，残酷的批斗便有了另一番滋味。杨绛这种自嘲式的幽默诙谐，读之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淡淡的富有人情味的幽默，正是杨绛散文独特的写作基调。
杨绛这种自嘲式幽默,是她面对生命苦难历程的一种姿态---淡然而风趣.这种自嘲,表现了杨绛纯净高贵的人品和丰富深挚的生活情趣。而杨绛散文的另一种调侃他人的幽默,也别具一番韵味,这里也略举两则:
“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卖力气不讨好,反讨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
——《杂忆与杂写?林奶奶》
“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元体，又是噎气，又是泄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是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
——《第一次下乡?“过五关斩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