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杨绛散文的幽默很少借助于文字的机巧的安排,而主要采用白描写意等传统手法。
《“小趋”记情》写道:“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无鬼,反正就是怕鬼。”而《学圃记闲》则又写道:“我喜欢走黑路。”因为“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
她总是通过人物外部言行的逼真描摹,揭示其内在的性格特征,但她又不满足于人物外部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择其主要特征加以表现,笔触细致,而又留有余地,引人遐思。
林语堂说过:“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他又说幽默文学的创作者首先应有一种对于人生独到的“观察”。(林语堂《论幽默》(中下篇))柯灵也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柯灵《剧场偶记“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
杨绛喜欢以调侃的方式描写自己和周围的人,幽默在文字间自然而流畅,毫无牵强造作之感,而幽默的背后却潜藏杨绛的严肃与悲哀。杨绛的幽默是对超脱困境的一种轻松、一种宽容,她用这种方式嘲弄又怜悯地俯临着这人间。幽默对杨绛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心境,一种性情气质,更是她“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维特斯坦《喜剧哀乐论》),杨绛这种冷静沉着的幽默“观察”方式,是她借助“隐身衣”以一种壁上观式的冷眼旁观“观察”人世间:
“世态人情,比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做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是文艺作品;人性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一个真正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说笑》)对杨绛来说,幽默是她的一种生存状态,她以这种冷静的沉静的幽默观察着人世,从容地面对世事,这是一种生命本色。因此她的幽默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体上,通篇上下让读者感到一种达观、透彻的轻松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