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印度，僧人都是托钵乞食，释迦摩尼佛立下规矩，托钵要本着平等的原则，挨家挨户乞食，不挑贫富，不挑食物。
因为不挑食物，托钵乞食到哪一家，就吃哪一家的饭，施主布施给什么饭，出家人比丘或比丘尼就吃什么，没得选择。托钵乞食有一定的随机性，人家不可能预先给你准备好，肯定是当时做的什么饭，就给你吃什么，所以有些时候会是肉食。面对别人的布施，如果你还挑三拣四，未免惹施主不愉快。
好在释迦摩尼佛那时候并不禁止弟子们吃肉，而是给僧人们制定了一个便宜法门，那就是允许比丘和比丘尼吃三净肉。何谓三净肉，第一、眼不见杀，即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凄惨景象；第二、耳不闻杀，即没有亲耳听到动物被杀死的声音；第三、不为己所杀，即不是自己所杀；不是自己授意别人所杀；也不是别人为了自己而杀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法初入东土时，并没有不食肉戒，不食肉戒源于在位期间大兴寺塔、半生致力于弘扬佛法的梁武帝。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梁武帝研读佛经，把佛经里不杀生的慈悲思想，与儒家的仁道结合起来，他认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仅仅是不杀生戒，不能令一些以屠杀为生的人减少杀戮，只有不食众生肉，才是彻底的戒杀。于是他不仅自己不食肉，还要求国家祭祀也要戒杀，用蔬菜果品代替原来的猪牛羊等。平日里，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并提倡全民吃素，强制推行僧人持不食肉戒，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极具浓重的中国特色。
如此一来，使得佛教托钵乞食的传统，在中国无法继续传承，一方面是不食肉戒导致的。另一方面，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由于受道教风水理论的影响，寺塔道场大多建立在深山老林之中，和尚也不方便下山化缘。那么和尚的生活来源就要依赖朝廷的赏赐和一些贵族施主的供养。
依赖于朝廷的赏赐，必然使得佛教渐渐沦为被政府控制的宗教，教义方面也逐渐倾向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一来，正法面临着没落的威胁。
大唐高僧怀海得道后，便开山说法，自立禅院，率众修持，实行僧团之农禅生活。并立下《百丈清规》，其中的最可贵处在于寺院经济方面的规定：僧众应饮食随宜，务于勤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上下均力”，怀海自己起到带头表率的作用，亲领四五百人严规修道，同甘苦，共患难。每次劳动，怀海“凡日给执劳，必先于众”。有一次负责管理劳务的执事僧见他年纪太大，便将他的劳动工具藏了起来，意在让他休息。怀海四处找工具不得，就拒绝吃饭，直到工具被发还。怀海就以这样的方式严格执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百丈清规》的制定，使得僧人能够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劳作生活，不再依赖于别人，更无需再依附于统治阶级。而怀海禅师的丛林制度，也以其物质基础巩固了梁武帝时倡导制定的不食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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