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绛散文中，她的“机智”不仅是在困厄中如何善待自己，战胜自己，而更多的体现在她的“人道主义”——善待和帮助周围的人，这也是她的散文感人至深的原因之一。对杨绛来说，“文革”给她留下的不是屈辱与仇恨，而是对人的理解，对人情和友情的珍爱；也是对真理的坚信，对人生的执著。“文革”中对于那些批斗她、打骂她、诬陷她的人，她也不过多指责，而报之以谅解的微笑与同情。她认为“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谁的敌人”。大家都在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她还从造反派监督小组中发现许多人都是“披着狼皮的羊”。在她的散文作品中，像老王、顺姐、林奶奶等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杨绛都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关怀，甚至是鲁迅笔下充当历史“反角”的三姑母杨荫榆，杨绛也表示由衷的同情和理解。
杨绛散文的“机智”的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能透过事物的表层，挖掘出底层的“真相”。赫斯列特说过：“将那在表面上的似乎相同的各种观念或者其中潜在矛盾丝毫未被察觉的事物细致地分解或分别开来，这就是机智，好比将那乍一看似乎是完全相异的事物混同起来同样都是机智。”(转引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
在杨绛作品《干校六记》记述了她在下放干校接受“社会主义劳动教育”，她的眼光也显得非常机智：
“我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有同嗜。不过猪不如狗有礼，只顾贪嘴，全不识趣，会把蹲着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尾巴过去享受。我们住在村里，和村里的狗不仅成了相识，对它们还有养育之恩呢。
假如猪狗是不洁的动物，蔬菜是清洁的植物吗？蔬菜是吃了什么长大的？素食的先生们大概没有理会。”
在《冒险记幸》中，杨绛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快的大道，就认识归路。放映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错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总能找到自己的宿舍。”杨绛就是杨绛，在这种“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凭借精细的择别力，旁敲侧击，出奇制胜“找到自己的宿舍”。
杨绛的“机智”不仅表现在散文的思想内容上，还表现在具体的语言形式上。她散文中的语言组合，常常出乎人意外，总让人回味无穷，并且让读者从内心佩服作者思维的卓越。“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话，正好比多少诗人文人所鄙薄的批评家——自己不能创作，或者创作失败，便摇身一变而为批评大师，恰像倒运的窃贼，改行做了捕快”。在这句话里，前一句“会听说话”好比“批评大师”，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而后一句“恰像倒运的窃贼，改行做了捕快”就不是一般的思维定势了。并且后一句的艺术效果比前一句更好，更深刻。
又比如“责怪人家说话不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说话之用譬如衣服，一方面遮掩身体，一方面衬托显露身上某几部分。”第一句话告诉读者“责怪人说话不真实”的荒诞；后一句是谈“说话”的两方面作用：即遮掩与显露。把说话的作用与衣服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不得不让人惊叹。又比如杨绛作品《干校六记》第二篇“记劳”记叙“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疾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由不嫌弃污泥脏，而联想到不嫌恶亲人的传染病，杨绛这种语言思维的奇妙异想，使她的散文增加了无穷的韵味。
杨绛的“机智”正是她对于错综复杂生活关系的深刻洞察，也是她对于流动不居的时间和人生的体悟与超越。杨绛正是凭借这种“机智”，使自己能够在其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适应现实和驾御现实的能力，获得人生的成功；面临复杂疑难的处境，“机智”的杨绛更能够正确地审时度势，对世事进行准确的预见和判断，从而在困境中很好地爱护自己，同时也爱护自己周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