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是杨绛散文给人的一种印象，这种机智很自然地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这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达到的创作境界。作家必须是思维敏捷、知识宽广，对世事有一种达观、洞悉的能力。杨绛拥有这些“资本”。她的这种“机智”，在她的散文作品《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第一次下乡》、《控诉大会》里都有表现,虽然这些作品都是记述她在历次运动中所经受的磨难和屈辱。
其中有生死离别的愁苦与眼泪,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痛楚与无奈,也有人格受辱时按捺不住的激动与愤怒，杨绛先生却始终保持她的“机智”：
“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诀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着马那样站着睡觉。”
这是杨绛在“文革”中对付被揪斗戴高帽的“诀窍”：“站在舞台边上”，还能“学着马那样站着睡觉”。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只有杨绛这种有“机智”大脑的人想到做到。又如：
“秋冷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经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
……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共舟,处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他们观察实践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杨绛，杨绛建议保存帘子的理由是：“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句话既是应急的良策，其更蕴含着杨绛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和为人处世的机敏巧智。一道帘子之隔，使得她心安理得地在帘内看帘外的世界，就凭着这一道帘子的掩护，暂时躲避了管教者无时不在的监视，享受到了政治恐怖下难得的“自由”空间。有了这道帘子，一切芸芸众生悲欢离合，一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都与我无涉。
对杨绛而言，对她摧残最深的是“文革”初期，她被“揪出来”之后，不仅扣发工资，每天还要被挂牌监管劳动，“谁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斗’”，揪斗的时候又要挨骂挨打，抄家，甚至被剃“阴阳头”。她的好友像石华友、傅雷等都因不堪凌辱而含冤而去。面对这惨痛遭遇，杨绛“我自巍然不动”泰然处之。“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每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指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甚至她在被当作主角挂牌游斗时，也能让自己的“元神”凌空俯视，把游斗的场面看作是一场精彩的闹剧。
残酷的运动折辱不了她催不垮她。杨绛的“机智”已不仅仅是为人处世：“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早已不是人了。这就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苦中作乐，她已完全战胜了自我，超越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