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大不列颠帝国，大量家庭女性成为劳动工人，当时的军需处官员向国会议员高度赞扬了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者们以此为依据认为女性在获得一份糊口工作的同时，还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然而，女作家弗吉尼娅·尼科尔森认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及做了无数的访问之后，发现事实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战争不仅冲击了整个社会，更曾将女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一一击碎。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一战后的英国的女性既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要应对舆论的道德批评。
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她们被视为与退伍军人抢工作的“无赖”和“夺食者”。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她们应该被送到海外去，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而，这“多余”的近200万英国女性，不但没有被悲伤击垮，还开辟了新的生活。她们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女性成为现代的职业女性。
从“淑女（lady）”到“女性（woman）”
在近代英国，女人们仍然处于中世纪以来的边缘地位。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补充而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部叫做《妇女生活礼仪》的书里，就提到了“英国女人要学会听”，顺从男性的意愿。
比顿夫人（Mrs. Beeton）的《家庭管理手则》教育当时的女性如何持家，同时鼓励她们如何在“家”这个前提下安分守己。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理想生活是有淑女般优雅的谈吐，继承丰厚的财产和家族的荣耀，成为一个家庭名誉的女主人。
即便奥斯丁、勃朗特姊妹、盖斯凯尔夫人等女作家笔下不乏对中产阶级妇女工作（家庭女教师）的描写，但无论是小说里的女主角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女作家，她们的社会地位其实都是边缘的。
英国作家伍尔芙曾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以及年1500英镑的收入”。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对于毫无独立经济地位的女性而言是一种奢侈。
事实上，更多的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因经济重担而不得不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工厂中大量的年幼的女童工。
戴安娜·康德尔和简·里德亚德在《为胜利工作：一战中的女性形象1914-1918》一书中用了将近150幅图片来讲述女性在一战前后的社会角色。
女性不再是中世纪以来优雅的淑女（Lady），而是一身工装、戎装打扮，踏着男性化的步伐。有的担任小镇上的送报员和邮递员，有的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员。其中一位罗赞娜·福斯特太太甚至顶替丈夫做着烟囱清洗的工作。
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男性承担，尽管劳动强度同样的繁重，但是女性却不能和男性同薪。
早在1914年一战即将爆发之际，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便已开展。一位女性活动家玛丽·麦克阿瑟率先成立了女性工人国家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
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地位低下是因为“她们处于无工会组织的涣散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因为她们薪水低之故”。许多女性甚至无法负担加入一个工会组织的费用：例如会员资格费或者罢工游行的活动费等。
教育业中则传出了女性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力的声音。在“女性教师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的宣传单上，她们发出了“女士们起来，打破僵局获取自由”的口号。
战前工作女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即女性是软弱需要男性保护的，女性的工作价值比男性低、拿低薪水是理所当然。甚至有人认为女性并不适合拿薪水的工作，她们领取低工资却负担同样的劳动强度，这威胁了男性的饭碗。
一战中的“十万个贞德”
一战的爆发成为女性要求社会地位平等的外在推动力。战争把男人们送上战场，社会上的劳动力资源大大缺乏。许多原本只能由男性承担的工作，现在女性也可以做。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的资料统计，一战期间至少有900万人口的英国成年男女为军队服务。战争初期（1914年8月），英国大概有73万的男性服役。和其他欧陆国家不同，英国依靠的是规模精干的武装力量。随着战事的紧张，军队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急速增加。
到了1918年战争将近尾声时，英国军队已经有多达700万的男性和女性在为军队服务。其中有女性中的佼佼者成为军队正式服役的一员。
1917年，38岁的佛罗拉·珊蒂斯入编塞尔维亚的军团——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名正式入伍成为士兵的英国女性。在此之前她是红十字会组织的护士。
战争期间，女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军事工业中的军需部分。为了鼓舞爱国精神和增强人们的积极性，英国政府甚至提出了“十万个贞德（100000 Joans of Arc）”的口号。事实上，很多女性能够同时在劳动者和家庭妇女这两个角色中游刃有余。
此时女性们的工作选择已经从原来的家庭教师或手工织品者扩展到军需品的生产者。她们工作的最初动力都是希望获得更好的福利待遇，因此战争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增多了她们的机会。
另一个女性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的行业是银行业。战争中大量资金运转和文件抄写使得银行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相对军需业而言，银行职员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技能和体力要求，因此也吸引了许多刚开始工作的女性。
到了20世纪20年代，80%的牛津、剑桥毕业的女性都担任了教职。由于这与中产阶级对家庭女性的理想是完全冲突的，婚后很多女性都选择了放弃工作。
但医务工作不一样。基督教终极关怀的教义使本身毫无宗教性质的战地医疗服务披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选择护理工作。
照料病患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任何社会阶层的女性都被认为是照料家庭的不二人选。因此大量女性在战时走向战场。
照料战场上大批的伤兵对女性来说并非易事，同时也使护士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南丁格尔护士受到官方重视和表彰的重要原因。
战争后的身份蜕变
战争结束之时，大量英国男性丧生战场。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缺失，更甚，是一代适龄英国女性的婚姻前途的彻底改变。
政府一方面既担心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也刻意强调妇女的传统角色，希望女性重回家庭。当时的主流媒体包括《每日邮报》在内，都在刻意宣扬“幸福的家庭主妇”的传统观念。
正如1918年12月一位女性劳动者所嗟叹的：“我们现在拥有了和平——但是我们所期待的希望之壤又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穿过曾令人绝望的‘沙漠’，但审视自身，似乎我们的归宿还是在那残旧拘谨的老宅里。”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英国男女比率已经不调。19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175万，即使没有战争的出现，这一代英国女性的婚姻已经存在问题。战争期间，全职工作的女性增加了130万，全英国至少增加了22%的劳动人口。
面对一战后这些失婚的年轻女性，舆论多讽刺嘲笑，认为她们是社会多余的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战争结束后大批的士兵退役，同样也要到社会就业，于是年轻的女性又被攻击与退伍军人争夺工作机会。
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女性必须以家庭作为生活的核心，而工作只是次要或者说是“非自然”的使命，似乎战前女性参与工作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到了战后，她们必须回到她们原来的地方去。
尽管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秩序的开始，但总体而言，主流舆论媒体并不支持女性成为社会劳动力。
但这些姑娘们开始乐观地看待正处于急速变化的社会。战事开始之初，她们就认为她们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袖手旁观的观众，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为了国家而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证明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并非多余的一分子，很多女性劳工联盟开始积极寻求和平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1917年的夏天，她们就提出“后战争时期我们该怎么办”的口号，还刊印了一份战后“心愿书”，其中包括了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房屋改善、成人选举、改税法等。
这份印刷品不仅体现了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同时标志着女性在获得工作权利之后的觉醒：除了婚姻，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此外，女性劳动者们还提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建议：悠闲的权利。这促成了20世纪上半期英国女性悠闲活动的发展。
战争的后遗症虽然对英国社会尤其是女性影响深远，但“新女性”的概念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乐观主义——更准确而言是勇敢、坚定的宝贵品质——让女性在承担了生活的经济责任之外，达观地欣赏生活的改变。
1918年2月，30岁以上的妇女赢得了选举的权利。到了1923年，女性联盟组织从小规模、零碎化向大型的综合性联盟方向转变，促成了贸易联合会（Trade Union Congress）的蓬勃发展。1928年，保守党政府通过法案，妇女最终赢得了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而在一些更具体的个案调查中，有许多职业女性的成功典范，“多余的女人”成为探险家、考古学家、昆虫学家、船舶工程师、医生。
还有一些人投身社会福利工作，或者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职业——像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女枢密顾问官和内阁成员、第一批女兽医、女公务员和女建筑师等等。正是这些职业女性最终改变了我们的文化。
（作者：刘焱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