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以一种平缓、安详和从容不迫的基调叙述一个个婚恋故事，虽然小说中那些涉足爱河的男女的婚恋事实有点令人失望，但他们却大都维系着较稳定的婚姻形式，纷纷对磕磕绊绊、吵吵闹闹的现实婚姻表示一种接受和认可。在这里，池莉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生活中，顺应、认同世俗生活的法则，以反乌托邦的姿态进入写作，放弃对生活的一切先人之见，以使作为原生态事实的生存状况得以呈现。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漂亮的女弟子的爱情表白面前之所以能将自己的情感控制在理性范围内，是出于对婚姻现状的认同，“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婚姻生活中的印家厚有烦恼不错，但无奈中又多少有些满足，小说中印家厚辛勤奔波忙碌一天后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回到家中的那段描写正道出了这一点:“到家了！炉火正红，油在锅里嗤拉拉响，乱七八糟的小房间里葱香肉香扑面，暖暖的蒸气从高压锅中悦耳地喷出……印家厚摔掉挎包，踢掉鞋子，倒在床上，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往他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地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不动，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家!他的老婆!这一切就足够了啊!”出于同样的考虑，才使得婚前不学无术的赵胜天和撒泼放肆的李小兰（《太阳出世》）结婚后认认真真地思考起将来，真正进入夫妻角色;在外面的世界几经周折闯荡一番后的王腊狗（《预谋杀人》），最终回到家乡与那个曾令他失望的麻脸婆娘居家过起日子，认可了“事实上”的婚姻。当浪漫与理想从婚姻中被驱走后，婚姻也就成了一种偏重物质性的世俗生活。或许这种安贫乐道、听任生活的活法，相对那些不断失望于现实却仍不断追求理想的人们来说，少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但他们都是出于安安稳稳、本本份份过日子的考虑，是对这种世俗婚姻的尊重、理解和认同。
印家厚、王腊狗与庄建非们都是认可了现实的生活的人，而寡妇辣辣坚持不嫁人（《你是一条河》），同样是出于生存考虑而对现实的适应和接受。她在艰难岁月里迫于生计先后与几个男人发生肉体关系，但池莉的笔调却不是控诉和批判，而着重描写了辣辣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以生存本性为原则，主动地去顺应现实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性爱角色。她的种种做法虽一直受到二女儿冬儿的强烈反对，并使冬儿忍无可忍之下主动要求下乡，与家里脱离关系，但最终做了母亲的冬儿终于认识到“母爱”的艰难与伟大，体谅了母亲，这同样是一种认同。认同，即他们“承认爱情与婚姻的难融性，认同世俗性的婚姻形式”。使爱情婚姻这些带有神圣色彩的字眼加上了世俗功利的考虑，而且还把它们“直接变成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它的一种日常的表现形式”（於可训《池莉论》）。
因此池莉感慨夫妻就要世俗一点。的确，婚姻是世俗的，要与柴米油盐打交道，不保持一颗平常心，就不会有婚姻的长久。只有耐得住世俗，不断适应世俗，并在世俗中用一颗平常心去休验，从而获得一些突如其来的可以愉悦身心的感悟，在平常中寻找快乐，才能获得夫妻生活的真谛，才能深刻体会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也才能从高雅爱情中来，到世俗婚姻中去，并在形而下的世俗婚姻中体悟一种生命的形而上的超脱。这就是池莉在消解理想爱情的同时，为我们建构的一种世俗婚姻，一种现实的真实的夫妻生活。这种建构不是从爱情本身出发的，而是由生存本性里物质至上的原则中提炼出来的。
池莉从不否定婚姻，也不是不相信爱情，她只是近乎残酷地告诫人们：婚姻与爱情无关。因此她让笔下的人物做各种各样的逃离，逃离因庸常生活而耗尽爱的婚姻。与美丽妻子离了婚的罗洛阳（《绿水长流》）抛弃痴心恋着他的情人，远涉重洋去了美国。这与其说是逃避婚姻，不如说是认识到庸常的世俗生活后为避免精神痛苦采取的一种积极策略。《口红》中的宗汉一直默默地、深情地爱着至情至性的女子江晓歌，但当成眷属的机会来临时，他却又悄悄逃离了。他的逃离不是爱而不得的无奈，而是渴望爱情长存的一种特殊选择。但池莉又不满足于这种单纯的消失了的逃离，她认为人不能够永远徘徊，永远流浪，永远逃离，她要为那出走后的“娜拉”找到一个新的归宿，于是她塑造了宜欣（《你以为你是谁》）。宜欣不否认她爱陆武桥，但她更理智的认为:婚姻与爱情无关。爱情固然重要，可优越的生活条件良好的社会关系等物质因素更具诱惑力，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宁可放弃爱情选择物质富有。宜欣实际上是在逃离，是对一种世俗人生“身份的逃离，是对一种生存方式的逃离”（王绯《池莉:存在仿真与平民故事》）。
为逃离而逃离，她有明确的目标，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在环境舒适的异国他乡，有一个终身视她为谜的外国丈夫，为她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这是池莉为出走后的“娜拉”寻找的一条退路，也是她对婚恋世界所做的新探索，或许不是很成功，但不可否认是一种新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