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血色、浪漫，里面或许只有钟跃民这种实践理想主义实践到极致的人能配得上这两个词。
从痞子到军人，后来还进过监狱，钟跃民表现的仗义在中国当代小说史的人物里是一个另类，他经历了中国的当代史，但始终又在时代旋涡边缘上徘徊。钟跃民从开始到结束的一系列生活轨迹都在证明他的桀骜不驯。他拒绝成为“精英”，拒绝成为“成功人士”，拒绝历史为他安排的命运和提供的机会。他拒绝在任何一个地方，拒绝在任何一个社会位置上安居，他是个背叛者，是个离家出走者，他一直保持选择和放弃的权利和勇气，他永远“在路上”。
在1968年特殊的年代，“没人管”的日子太幸福了。对于曾经在家、在学校是好孩子的钟跃民来说，这是一个“狂欢节”的日子。钟跃民想：做好孩子没意思透了，再说了，当好孩子也没当出好来。“我们哥们几个一琢磨，不对呀，当好孩子太吃亏了，不如当流氓去。”郑桐在插队时期的这段言论从侧面准确的指出了那个时代人生活的实际情形。在那个红色的岁月，所有的有志向的青年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的号召：“知青上山下乡。”但家庭有问题的除外，钟跃民就是家庭有问题的孩子。在当时北京区的孩子，有大院的和胡同的两类孩子。“一种是安分守己的，一种是喜欢在街头闹事的，这类人称为顽主。”他们在街头闹事包括打架和拍婆子，钟跃民就是其中的顽主之一。他们讲义气，而且好玩。玩是他们生活唯一的嗜好。他们可以为一个女人而打架，可以为一个女人，敌人可以成为好友，例如在第一次与周晓白相遇时，钟跃民和张海洋他们大打出手，其实他们并没有仇恨，闲荡在街上只是为了拍婆子而打架。但是过后，与周晓白再遇时，他竟然忘了；他和李奎勇在同一学校半个学期，他对好斗的李奎勇竟然十分的敬佩，后来竟也成生死之交的朋友。
1968年的钟跃民是个“小资”顽主，这是相对于在袁军、郑桐等很多干部子弟的家被查封后的小孩来说的。钟山岳父亲被隔离审查，但因为有隐晦的关系，他还享受着他爸职称级别的房子。他有宽厚生活住所，所以有很多“没人管的小孩”都围绕在他的身边，钟跃民成了有点名气的小顽主。但好景不长，他们被时代管住了，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这帮孩子一直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在那个上山下乡时代，他们被分配到乡下，或被征收到部队里去了。
到部队里去是最好的了，但这种权力，只有家庭好的才能去的，钟跃民只有“上山下乡当兵”的权力了。这时出现了食指在一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所叙的北京火车站的分离场面。可是在钟跃民这里离别时面对悲情，竟放起了爆竹，仰天大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好一个大顽主的嬉戏人生本相，这是他无所谓的表现，但恰恰是钟跃民不断变换生活方式的契机，也是他不断逃离生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