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棠，相传少时“家奇贫，不能具膏火，读书恒在雪光月明之下”。著有《望三益斋诗文钞》、《望三益斋存稿》。是皖东清史上唯一的封疆大吏，安徽清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人，中国漕运史上集权总督。服官30年，历封疆大吏16年，在整个同治朝，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等疆臣齐名。是滁州不可多得的历史名人文化资源。
在《淮阴市志》中这样写
他的传：“自幼学习勤奋，‘家奇贫，不能具膏火，读书恒在雪月光照之下。’举人出身。历任桃源、清河两县知县、邳州知州。桃源县俗号强悍，过去主政者，‘率以猛，棠独以宽’。经常到乡间巡行，警恶怜贫，‘三年大治’。调清河县，处理县界纠纷甚力。邳州多盗，调任邳州知州，‘擒斩数百人。’聘名士鲁一同修《邳州志》。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扬州，淮上戒严，又调回清河县。到任后，‘招集民勇，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练勇数万，首尾联络’。并传檄风、颖、庐、泗、滁、宿、徐、海各府州县，共同防御”。我们不难看出吴棠出生在贫寒家庭,由于他的勤奋,他的奋斗,在社会上不断提升,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
《淮阴市志》还写道：“咸丰十年，捻军功克苏北重镇清江浦后，才命吴棠署淮海道。旋授淮徐道，帮办江北团练，‘修寨保民，贼数至，不为害’。十一年任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次年署江苏巡抚。其间，拆武家墩以北石工，修筑清江城，并筑清江里运河南北土圩，上置炮台多座，以防捻军。又创建崇实书院，建文庙大成殿，置义学四所。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未赴任，仍留漕督原任，筹划恢复运河漕运，以小粮船岁运四万余石。黄河北徙后，裁河道吏员和河标营兵，改修防为操防，并改隶淮扬镇总兵。黄河、运河和洪泽湖等滩地涸出，试行屯田，‘划予各兵督耕充饷，以自然之利，养有用之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吴棠为漕运及苏北人民作出的贡献。“同治五年调任闽浙总督，次年调任四川总督，镇压川黔边境苗民起义。十年署成都将军。在任拨捐输银赈济灾民，疏呈捐输之弊，要求清政府‘讲求吏治，尤当于序补之先’。光绪元年（1875年）因病乞归，其时已于多年前在滁州城南谯北路建造住宅，称之南公馆。归后不足一月，病卒于滁州。谥‘勤惠’。并于建祠祭祀”。葬于滁州沙河集东圩村龙山。可见吴棠的一生，是勤政为民的。他实心任事，尊师重教，清正廉洁，后人将永远怀念他。
《清史稿》记载
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南河，补桃源。调清河，署邳州。山东捻匪入境，率团勇击走之，还清河。咸丰三年，粤匪陷扬州，时图北窜，棠招集乡勇，分设七十二局，合数万人，联络邻近十馀县，合力防御，有声江、淮间。丁母忧，士民攀留，河道总督杨以增疏请令治丧百日后，仍署清河。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诏询以增，亦以治绩上，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赐花翎。六年，丁父忧，仍留江苏，以剿匪功，累擢以道员即补。十年，补淮徐道，命帮办江北团练。皖北捻匪出入，以徐、宿为孔道，山东土匪时相勾结，一岁数扰，棠督军屡击走之。
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辖江北镇、道以下，令总兵龚耀伦等破贼於阜宁、山阳，解安东围。漕督旧驻淮安府城，棠以清江浦地当冲要，筑土城驻之。捻匪大举来扑，督军力战击退，贼踞众兴集相持，令骁将陈国瑞进攻，战十日，大破之，贼遁泗州。督属县筑圩寨，坚壁清野，收抚海州、赣榆土匪，先后遣将击捻匪，擒李麻子於曹八集，斩何申元於洞里庄，歼卜里於半截楼，又破山东幅匪於郯城徐家圩、镒阳集、长城等处。
同治二年，实授漕运总督。令陈国瑞进剿沂州，迭歼渠魁，国瑞遂隶僧格林沁军。苗沛霖叛陷寿州，棠令总兵姚庆武、黄开榜水陆赴援。疏言：“欲拯临淮之急，必须一军由宿、蒙直捣怀远，使苗逆急於回顾，临淮始可保全。削平之策，尤须数道进兵，方能制其死命。”又密陈：“皖北隐患，淮北盐务疲敝，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其勇队在怀、寿一方盘踞六年，焚掠甚於盗贼。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仍困，请早为之计。”诏下僧格林沁等筹办。
三年，加头品顶戴，署江苏巡抚。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棠疏陈：“江境尚未全平，请收回成命，专办清淮防剿。”诏嘉其不避难就易，仍留漕督任。军事初定，即筹复河运。署两江总督，未几，回任。五年，调闽浙总督。
六年，调四川总督。时蜀中军事久定，养兵尚多，而协济秦、陇、滇、黔，岁饷不赀。棠令道员唐炯剿贵州龙井苗匪，复麻哈州。道员张文玉等克黄平州，疏请遣周达武一军入黔助剿，即调达武贵州提督，饷仍由四川任之。平苗之役，赖其力焉。
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劾棠赴川时仆从需索属员馈送，言官亦劾道员锺峻等包揽招摇，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按。鸿章覆奏：“川省习尚钻营，棠遇事整顿，猾吏造言腾谤。”诏责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斥岳昭率奏失实，惟坐失察锺峻等薄谴。十年，署成都将军，奏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饥民。十三年，云南、贵州军事先后肃清，以协饷功被优叙。灌县山匪作乱，令提督李有恒剿平之，斩其渠余其隆。疏言：“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员补官较易，服官川省者，报捐不惜重利借贷，其中即有可用之才，夙累既重，心有所分，官债虽清，民生必困。请敕部另议变通，俾试用甄别年满、历练较久诸员，得有叙补之期，实於吏治有益。”
光绪元年，剿叙永厅匪及雷波叛蛮，平之。以病乞罢。二年，卒，诏优恤，谥勤惠。
晚清廉吏
吴棠不仅是位能力非凡的漕运总督，也是晚清时非常有名的清廉吏，但是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却将吴棠描绘成一个只知闭关锁国、贪赃枉法和攀附权贵的庸吏和奸佞。事实上，吴棠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不畏奸权的清官廉吏。
同治五年，吴棠出任四川总督，在任拨捐输银赈济灾民，疏呈捐输之弊，要求清政府“讲求吏治，尤当慎于序补之先”。而在同治十年，吴棠弹劾李光召一事更是让其声震朝野。
同治年间，商人李光召（有的资料上是李光昭。李系福建籍南洋商人，与太监李连英关系密切）与内廷权贵相互勾结，以重修圆明园的名义，从东南亚等地低价大量收购木材，然后高价卖与内务府，从中牟取暴利。此事，导致了大量官银外流，加剧国库的空虚。
因为此事牵涉官员众多，并且涉及到大学士、军机大臣、亲王贝勒等一批朝廷重臣和皇室亲贵，不少知情官员为保住自己的前程，均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唯有四川总督吴棠得知此事后，毅然三次上书弹劾，请求清廷严厉追究此事，严惩大发不义之财的奸商李光召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并向慈禧太后力陈此时重修圆明园有弊端。
此事在清廷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足可看出吴棠不畏奸权的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