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朝鲜人的目光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
朝鲜半岛是中国历代王朝想成为东亚领袖，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必争之地,是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朝鲜作为儒教国家,儒家正统观对其影响甚大,而这种正统观对中朝关系的影响深远。
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各个朝代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终明朝一世，朝鲜始终保持着对明政府的“忠诚”。
明清“华夷变态”对李朝“中国观”的刺激之深，充分体现在《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正名”意识上。
在《燕行录》里，“中国”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对于天朝的都城也是不同的表述：天是北京的升级，燕是北京的贬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得从李朝的建立开始说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据《李朝太祖实录》，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二十万元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
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
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
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的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朝廷的压力，只好率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 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带领军队打回了朝鲜，废黜了高丽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
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的成为了“朝鲜”。
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
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
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全国，但国内仍有一些拥兵自重的 封建主难以控制。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把国内的注意力引向国外，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
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求援。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如松率领明军入朝参战。
翌年初，连克平壤、开城。四月二十日，收复汉城。
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不久，实现了停战。
这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
此次海战中国明朝和朝鲜王朝的联军给与一部日军歼灭性的打击，对战后朝鲜半岛200年的和平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露梁海战的胜利标志着万历朝鲜战争的结束，露梁海战是东亚战争和世界战争史中的里程碑。
但是，从长远来看，露梁海战虽然重新整合了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却导致了明朝被拖垮，朝鲜衰落，间接促成女真崛起。
以至于朝鲜的肃宗国王都“内疚”地认为“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的国力，北京就算陷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像南明那样才苟延残喘十多年。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异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根深蒂固。
在皇太极称帝之时，朝鲜因不堪后金的各种勒索而与后金的矛盾更加激化。皇太极决心在登基伊始便征服朝鲜。
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率大军进攻朝鲜。
十四日清军大队抵达安州，朝鲜国王逃到汉江南岸的南汉山城。
二十九日皇太极南渡汉江，包围了南汉山城。
崇德二年（1637）正月二十二日，清军在多尔衮率领下攻城城池，朝鲜国王被迫投降。
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解除了他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粉碎了明的东江防线。史称“丙子虏乱”。
在这次变故中，后来的朝鲜李朝孝宗李淏和哥哥李溰、弟弟李浚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
清朝入主关内之后，1644年十一月九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李淏和李溰，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李溰）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李淏）则姑留与麟坪大君（李浚）相替往来……”。
清王朝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扶持昭显世子李溰为朝鲜国王，因为他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
但是，不久之后昭显世子暴就毙于昌德宫中，其死因，有史料认为亲近清政府的李溰遭到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
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然对他暴毙身亡觉得十分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
同年清朝册封被多尔衮释放回到汉城的李淏为朝鲜世子，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并未得到朝鲜的感恩戴德。
当时的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
他们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李朝孝宗更是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
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
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
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 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
当时李朝君臣还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等反清势力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
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
但由于清朝前几位皇帝励精图治，国力大增，北伐大计难以实施。
朝鲜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共存，且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所知甚少。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
此时清政府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朝鲜也迫切需要打开困顿的外交局面，中朝关系终于有所改观，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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