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卓被灭之后，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是大家对曹操的一致评价。曹操其人，少年既有大志。腹有经书，胸藏韬略。自其父曹嵩死后，便性情大变，尝滥杀无辜，为人生性好色，猜忌多疑，独横专权，阴险狡猾，“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更是其人性的一面真实表现。袁绍、袁术当初实力比曹操好、名望比曹操好，仁德比曹操好（袁绍有“政宽、百姓德之”的记载），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才还愿意追随曹操？
曹操明显碰到过一次重大的人才危机，那就是徐州之屠兖州之乱期间。兖州8个郡国的太守和相，就剩一个东郡太守夏侯惇，其余人都挂了吕字旗。如果这些人不是能力突出、忠诚可靠，曹操不可能让他们当太守，连与曹操最亲近的张邈都叛变了，其余一般人更可想而知，因此可以推论，兖州之乱期间曹营原有的人才可能跑了七八成都不为过，留下来的这些人中，除了曹氏家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程昱、荀彧了，这两个人中龙凤为何留下呢？
《程昱传》：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
荀彧除了能力原因之外，看透了袁绍、袁术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荀彧传》写得也很清楚，“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第一次《唯才是举》命令颁布的时间，比《自明本志令》还早十个月左右。《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下令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①。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曹操拥立汉献帝，有了大义的名分，再加上曹操“策书屡下，殷勤款至。”，那天下有才之士自然会云集而来。而曹操篡汉工作本身也是一步步完成的，最初或者说是群雄割据时期曹操的野心没有明显暴露，故而来投奔曹操也等同于投奔中央。也正是由于曹操礼贤下士的诚恳态度，和拥立汉帝的大义名分，就连大名士王朗都不辞万里愿意接受曹操的征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