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冢猫/文
新年开工第一天,为满足父亲夙愿,刘强东踏上了寻根之旅,发布了一则“寻祖公告”:“家族解放前系湖南省湘潭县刘氏族人,太爷爷在此出生,后因故移居江苏!因太爷爷和爷爷去世较早,目前只留下有限信息—湘潭刘氏钟灵堂,父亲大人吩咐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家族族谱,请老湘潭县的刘氏族人互相转告,万分感谢!”
有人戏说,若是在清末,刘强东一定是个穿着长袍马褂,坐在宗祠大堂,颇具威望的乡绅。即便穿越至今,发达之后替父寻祖,也是一定要做的,寻到之后,估计还得修座祖祠。
刘强东上一次更知名的“乡绅风范”,是“富人耻辱论”:三十年前大家都说好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地区,这是中国富人的耻辱。
是啊,当初都说好了,怎么就忘了呢?现在能想起这句话的,大多是人民的好企业家,毕竟大多数富人早已忘记或假装忘记了,某些漆黑的夜晚,他们甚至还担心国家一直记着。
相反,崛起于微末的刘强东,是十足的“当代乡绅”:把京东呼叫中心设在家乡宿迁,促进当地就业;捐图书馆等基础设施;给村里老人发现金;携手奶茶衣锦还乡了无数次,有人说,相比于老婆“漂不漂亮”,他更知道老百姓“容不容易”。
但问题是,大多数穷人都不是宿迁人,刘强东能凭一己之力,让当地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那在未来,整个中国富有精英阶层,能让更多穷人变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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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乡绅”的历史谈起。
最近几百年,伴随着贵族阶层的落寞和大众的崛起,西方社会才完成平民化转型。而中国“去贵族化”过程早在宋代就已落幕:宋代之前,政治几乎被贵族垄断,宋代之后,贵族作为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开始浮现,慢慢形成一个平民社会——与之相伴,中国社会的精英角色,也开始由地方乡绅扮演。
何为乡绅?在过去,帝国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还渗透不到乡村一级,很多民生工作也就顺势“外包”给了地方乡绅,他们德高望重,与地方官平起平坐,享受税收减免等各种优待。
当然,权力的另一面是责任,从投身乡村建设,到为平民主持公道,各种繁杂的地方事务,他们必须亲力亲为。这种亲力亲为的极致,无疑是100多年前,距离刘强东老家宿迁400公里外的江苏南通,通过建工厂,开农垦,辟道路,修水利,办教育,张謇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南通的现代化建设。
19世纪的中国乡绅们
骨子里,人民至今热爱这种富人。
经济学教科书上说,商业就是最大的“慈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创造新产品,提供充足就业,已是富人担负的社会责任。但中国大众并不买账,在他们的期许中,富人应像张謇这样,在捐款之外承担更多公共责任,如《大宅门》家族的长子一般,让周围所有人过得好。
请注意,这不是道德绑架,更不是号召,这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现实表达。尽管建国后没有了妖孽,也没有了贵族,但“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并未断裂,人民依旧希望富人能像乡绅一样,带动人民致富——而并不是说,你富了,然后把你儿子带动一下。
在中国,人民群众对“长子”的集体呼唤,才是“企业家精神”的终极意涵。
可惜,大多数富人对当“长子”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己的儿子负责。
2
这无可厚非。
谴责富人为富不仁是愚蠢的,经济学常识是:一个国家只要允许资本自由得到回报,贫富分化就一定不可避免,社会流动性就一定越来越低。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在《大调平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历史》中发现,人类历史只有两种情况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大规模暴力和瘟疫,此外别无他法。
但经济学家一方面宣称“商业就是的最好慈善”,一方面又艰难地承认: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分层期,收入不平等是悬在全球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孔子几千年前就断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极端收入不均,将破坏社会的稳定之锚,引发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在一个没有丧失活力的社会,99%的人才会感到希望,1%的富才会感到安全。
所以说,先富带动后富,是所有国家政府的共同期许,但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富人带动你是“情分”,不带动你是“本分”——贫富分化又不是他们的错。
那么中国呢?
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不会让邓爷爷当年那句话,完全变成空话——哪怕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市场导向国家,能彻底摆脱贫富分化,但中国或许是将这一过程拖得最缓慢的大国。
我猜那些公开场合不谈国事,《新闻联播》却一期不落的富人也都明白,从古至今,中国政府追求的就一直是长治久安,而非一时繁荣。未来,除了进一步推行累进收入所得税(富人缴更多税),正如经济学者李子旸预测:“未来会反复看到类似‘洗牌’‘削贵’‘均分’为特征的政治过程。对这些政治过程,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效率去分析——经济视角多半会认为这些政治过程很荒诞、很蛮横。只有从防止阶层固化的视角去看,才能看出这些政治过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拉着全社会一起走,明白这点,对你只有好处。
作为“乡绅”的刘强东举双手赞成,但大多数富人却感到惶恐。
巨大的不安全感,让他们想着转移资产,但这并非易事,除了惜别中国这片淘金地,就像经济学者何帆所言:第一,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随时可能收紧,资本管制是中国保卫国内经济不受外部冲击的最后屏障,政府不会轻言放弃。第二,国际税收监管也在不断加强合作,对百慕大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打压会越来越严厉,且国家间的税务部门也会加强信息分享,富人的财富会更易追查。
避税天堂会消失吗?
所以啊,我真心建议富人,甭管心里怎么想,至少先亮出“共同富裕”的态度——比如像美国富人学习,多做慈善。
注意到了吗?美国阶层固化比中国严重得多,你完全可以用邮政编码判断一个人是什么阶级,判断其下一代的教育质量,甚至未来完整的人生轨迹。但美国却是世界上少数不仇富的国家,这和富人热爱捐助有很大关系。
资中筠先生写过一半《散财之道》,给中国先富阶层提供了一个散财之道的优秀范本。从卡耐基,洛克菲勒,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从社区服务,教育科研,到医疗卫生,美国各大基金会对美国人影响深远。
富人置身慈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何帆所言:“20世纪初期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资本家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的挑战,因此,作为一种防守,才开始更为主动地出面缓解社会矛盾。”
刘强东问,当初说好了先富带动后富,怎么就忘了呢?
其实啊,总有人没有忘记。富人应该明白,这个“先”字是有期限的,有位知乎网友就一语道破天机: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毕竟,人民急着想要看看,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到底是个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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