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治世——文景之治。
因为曾经多年的战争破坏，秦末的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社会情况混乱，经济破坏严重，社会到处是饥荒，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现象，民生凋敝，苦不堪言。因而汉高祖刘邦采用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让参战的士兵归家修养。这就是汉朝推行的所谓的“黄老治术”。
黄老治术也即是“黄老之学”，是黄帝学派和老子学派的一种统称，这个学派的思想是“尚阳重刚”，而秦汉之际正是黄老道家风靡时期。该流派早在东周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黄老学说。
黄老学说继承的是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在社会政治方面，黄老强调“道生法”，认为君王应当“无为而治”“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的目的。而“文景之治”则是黄老学说运用的良好呈现。而到了东汉之际，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结合，演变成为自然长生之道。
文景之治来源于两位汉朝皇帝——汉文帝与汉景帝。
文、景二帝性格仁慈，秉性恭俭，虚怀纳谏，非常笃信黄老的理论，采用清静而不扰民的政策，使得国内富庶，国家强盛。汉文帝是个出名的朴实皇帝，他曾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对于个人享乐，汉文帝是一概拒绝的，他处心积虑想的都是老百姓的疾苦，国家的繁荣昌盛。他还下诏，说绝不纳贡，不收取地方的锦绣、黄金和珠玉等贡物。因为汉文帝知道，地方供应的财富最后都要转嫁在老百姓身上，对自己的纵容就是对老百姓的苛刻。
汉朝根据“黄老治术”的思想，采取了两大措施，分别是“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
政府如何“轻徭薄赋”呢，最开始只是“除田租税之半”，汉高祖则减轻田赋税率，设为“什五而税一”，汉惠帝甚至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则又进一步降低田租，按“三十税一”收纳，最后则全免了农民的田租。对于当时农业社会，以农为本的社会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低廉赋税，甚至是古代历史上最低田赋税率。
而“与民休息”讲的就是和老百姓一起休养生息，停止战争，恢复生产。汉文帝推崇节俭，削减国家的不必要花销，国库不对过度收敛钱财，而是藏富于民。
汉朝鼓励农民生产，下令劝课农桑，奖励耕作，要求官员重视农业。皇帝甚至亲自下地示范耕作，给百姓做好榜样。
汉朝是难得的良心政府，重视“以德化民”，用道德来教化民众。老百姓与政府同心协力，逐渐让人民富足，国家的粮仓充实，达到国富民强的地步。据说，国库里面的多余的铜钱都用不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而大仓里的粮食也非常丰富，对方在那里导致腐烂了。
文景之治给汉朝注入了活力和财富，文景之治也为后来的汉武帝讨伐匈奴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不收课税，国库更加充盈，不压榨老百姓，国家更加富强，这就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贡献。
汉朝的管理政策被称为“无为而治”，相比于当时的秦朝，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于当年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和法度严苛，导致人民高度不满，社会暗流涌动，危机统治力量，引发了农民起义。因此汉朝顺应民意，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也改变了秦朝的统治手段，决定与民休养生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治世手段，而这是道家的思想第一次融入到政治层面。
道家所说“无为而无所不为”“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而《淮南子》中叙述“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在世人看来，无为的政治看似消极怠工，是懒政的行为，但是却是一套科学的管理手段，不去干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不去干预太多，则天下自然而然能够恢复生产能力。
就好比人受伤了可以自动恢复机体一样，就像大自然能够自我更新一样，社会也能够在老百姓自身的努力下变得更好。只要汉朝政府不妄为，不下主观的命令，避免苛政扰民，社会自然会安定自治。
而文景之治时期，继续推行汉初的无为而治的精神，文景时代有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白居易说：“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也就是说，礼乐礼法使得上下和睦，内外平和，所以汉朝的偃旗息鼓，统治者怀揣着仁义来治理万邦，刑法分明减轻酷刑因此使得老百姓受到教化，而这就是文景之治所以昌盛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