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元朝文化，首先想到的是杂剧，殊不知元朝的音乐也是很有成就的。从《元史·礼乐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元代音乐之一斑。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传统戏曲形式。形成于宋末，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主要代表作有，《窦娥冤》、《倩女离魂》、《汉宫秋》、《梧桐雨》等。其内容主要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主线明确，人物鲜明。
产生的条件
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有多种条件和因素：前代各种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杂剧形式上的各种借鉴，众多文人参预戏剧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很多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有助于杂剧的兴盛。当时戏剧演出的广泛，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社会，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演出的商业化带来的竞争性，也是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从文学剧本方面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涌现了一些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作家。他们有的是“书会才人”，有的是“职业演员”，更多的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这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的普遍提高。
元朝的宫廷乐队
蒙古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入主中原后，除本民族民间歌舞仍然流传外，由于蒙古族统治阶级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元朝的宫廷宴乐及其他表演性舞蹈带有十分浓厚的民族色彩。与此同时，又融入了许多宋代宫廷队舞的成分，成为蒙古、汉交融的宫廷宴乐。不过，元代的宫廷队舞不称“队舞”而称“乐队”，分：1、“乐音王队”是元旦用的队舞;2、“寿星队”是天寿节，祝皇帝生日用的队舞;3、“礼乐队”是朝会用的队舞;4、“说法队”是礼赞宗教的队舞。
元朝初建，即注意搜寻各地的乐舞人才、乐器礼器等，《元史·礼乐志》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十有一月，括金乐器散在寺观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钟、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大兴府又以所括钟、磬乐器十事来进……又中都、宣德、平滦、顺天、河东、真定、西京、大名、济南、北京、东平等处，括到大小钟、磬五百六十有九……”。《元史·世祖本纪》载“丁未日(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括江南乐工。”“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北方金朝的乐器、南方技艺较高的汉族乐工，都集中在元大都，对元代宫廷乐舞制度的制定与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元代雅乐，完全继承中原汉制，除造了些不同的舞名外，仍用“文舞”、“武舞”两大类，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等。
中统五年，太常寺官员奏称：遵照陛下的旨意，登歌、宫悬、乐舞都已完备，可以在各种祭祀庆典中演奏了，但是还没有名称。“自古帝王功成作乐，乐各有名”，黄帝的叫《咸池》《龙门》《大卷》，少昊的叫《大渊》，虞舜的叫《大韶》，夏禹的叫《大夏》……宋朝总名《大晟》，金朝总名《大和》，“我（元）朝也应有一个总名”。忽必烈在太常寺官员拟的名称中，选定了一个《大成》。取以《尚书》“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记》“王者功成作乐”和《诗经》“展也大成”之意。《大成乐》就这样诞生了。
可见，元朝宫廷的乐曲，是在继承辽、金、宋的宫廷乐曲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不排除其中有来自其他民族的元素，比如元旦庆典中奏的《吉利牙》之曲，从名称看似是外来的。
演奏大成乐的乐工，计有四百多人。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方响，各种规格的钟、磬、鼓、铎、鉦、錞，还有笙、箫、籥、笛、篪、埙、羌笛等等，光各种琴就有二十七张、瑟十二张。有些乐器只见著于文字，已经失传了。如竹字头下面一个“秦”，《康熙字典》中都没有这个字。《元史》中说这种乐器“制如筝而七弦，有柱，用竹轧之”。还有“水盏”：“制以铜，凡十有二，击以铁箸”。
在元旦迎新的仪式中，不仅有音乐，同时也有歌舞。舞者有男有女，穿着特制的服装，戴着不同的面具，分别扮演着孔雀明王、龙王、金甲神、夜叉的角色，在音乐的伴奏中载歌载舞——这使我们想到了藏传佛教中的“打鬼”。给皇帝庆寿和朝会、祭祀，又有专门的仪式、乐曲和舞蹈。
有乐队，当然有指挥。负责指挥的是“乐长”，手执“麾”来指挥乐队。“麾”是红色的，“制以绛缯”，长七尺，“画升龙于上”。考虑到乐队有时要在凌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演奏，于是专门配备了两名“乐正”负责掌灯。“以长竿置绛罗笼于其末，燃烛于中”，“夜暗，麾远难辨，举以作乐，偃以止乐”。小型的祭祀、庆典活动，指挥用“欢竹”——长二尺余，上系流苏香囊。
乐队里配备有乐师、运谱、协律郎等专门人员。乐长、乐正是行政领导。乐师、运谱是业务教练，“掌以乐敎工人”。协律郎负责“掌和律吕，以合阴阳之声”。至于演奏水平，不好猜测，但也不可以低估。
可以这样说，元代的音乐不仅继承了前代的成就，又有了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