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服饰的演变线索，服装是文化的载体，那么透过服装就能够呈现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下面我们通过民国的服饰来一窥当时的人文环境。
之所以选择将民国时期的服饰，是因为民国处于大杂烩时期，前面承接清朝，后面承接新中国，古有传统中国文化底蕴，今有当代新思潮和西方先进的多元文化。同时，民国的历史节奏切换地非常快，几乎是十几年一次大变样，有时候，几个时代的衣服可以在一条大街上同时观览到，真像是一场历史服装的展览会。而服饰的变迁正是历史的变迁。
在讲解之前，我们应该清楚，汉人指的不仅仅是汉族，晚清之前所记载的“汉服”’也不是汉民一脉相承的服饰。虽然汉人服饰并未消亡于明末清初，但是旗人入主中原之后，对上上下下实行了“易服令”而导致明代的“衣冠体系”发生断层。当然，这不代表明代的服饰消亡了，而是并未一脉相承的沿袭下来。
长袍马褂在清朝不是什么人都敢穿，旗人入关中原之后，也不是所有平民百姓都一律穿着长袍马褂。清代著的《舆服志》中说，着装以身份论，颜色等级、服饰等级制度和礼仪在各个阶层都不同。但是奇怪的是，清代的着装不分男女。
当时汉族女性的服饰在日常中体现为“便服、吉服”，承袭明代的服饰，分为上下两截独立穿着；而民国时期，旗人女性的日常衣着则是“不开叉的袍子”，也就是一整条套进去的那种。
汉朝强调的是天下观念，这时汉文化培育了我们现在尊崇的汉服文化，这就是“汉之为汉”的意思。而清末民初之际，由于新思潮的影像，尤其是“民族主义”引入中国之后，天下的观念开始淡薄，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这就是民国之所以为民国的本质。
清朝之后，封建制度瓦解，辛亥革命爆发，紧接着清政府垮台，满族人也被迫改为汉姓、服装改为新服饰，所谓断发易服说的就是这个历史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由于新政府遍地开花，没有统一的约束民间服饰的法律条文，于是此时的服饰进入混乱时期。
如何混乱呢？据记载，满街大小出现各色奇装异服，男人戏穿女装，女人喜着男服；有钱又有思想的青年或穿西服，底层的戏子干脆也就穿着演出服出来了，甚至披头散发，不成体统；男人把鞭子剪成了短发，女子也梳起了两条羊角辫。这些变化在《申报》中有所体现，甚至还记载了“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奇异花卷。
因为封建王朝的消亡，等级制度也随之瓦解，着装体现身份的这一格式化要求被打破。但是，总体而言，民国的服饰文化还是以“长袍马褂”和“西装”为代表。这就是一个新旧文化碰撞的大杂烩，当一个长袍马褂的姥爷遇到衣着西服的青年留洋派时，服饰代表的文化属性立竿见影。但是民国元年，形成了的民国政府决定颁发服饰法令，叫做《服制》。规定了常服、礼服的区别。与清朝的“衣冠制度”不同，民国政府秉承民族主义的大旗，在《服制》中剔除了等级制度的约束，无阶级观念首次在中国的服饰界出现，这是平等民主精神的体现。
由于西方纺织工业与机械化大生产的来临，快销产品中的洋布增添了民国服饰的变数，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变革，也是工艺技术的新时代。当时，长袍马褂仍然隶属于旧贵族的标配，而以军服服制所改制而成的“中山装”则是革命派的标配，短衣短打成为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穿着，西服则是西方礼服，适合那些资本家新秀。
可能是为了凸显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国民政府此后在《服制条例》中将“国民礼服”由燕尾改为了“将袍”和“褂”。后来我们熟悉的，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女学生穿着的民国服饰，则是由汉族的短衣短打（明制的）融合碰撞而形成的，也分为上下身各一截。上着短袖“袄衫”窄而修长，下着长裙翩跹。不过当时也有女子穿男袍，从而说明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树立于人心。
五四运动出现于北京、天津、上海，有工商学三界引领的罢课、罢工、罢市。北京主要就是这批知识青年学生的抗议活动，穿着短袖民国服饰；天津则是商会领袖组织的罢市，穿着长袍马褂或西服；上海则是工人罢工，穿着普通工服。
但是在上海，这个当时西方交流的重要窗口，却是时尚前沿试验场，一种后来成为中国标志性得服饰出现了——旗袍。据说当年的“倒大袖袄衫”和“长马甲”合并演变了旗袍，旗袍在最初也不叫旗袍，而称为“长衫，长衣，长袍”。但是旗袍的演变中，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像，形成了具有东方含蓄美感，又兼具西方开放观念的独特服饰，被誉为“中华袍”。
旗袍后来由上海推广到了广东、广州、香港等地。在我们印象中，穿着旗袍的多半是广东香港的富家太太，其实在当年的上海，也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消费得了这样的服饰。之后，上海还出现了“旗袍马甲”，它无袖双侧不开叉，长至足面，是搭配倒大袖袄衫的长衣，因此被称作为旗袍马甲。除了旗袍，民国还有裙褂、袄裤等等
服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文化的载体，透过民国的服饰，我们看到了一个行走的历史长卷，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