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居住期间，郁达夫开始如北京人一样学会逃避。
要知道，生活不可能事事顺心如意，而北京人在面对困难时，总会“借找乐以忘却人生痛苦”。他们借下棋、听戏、遛鸟、遛早……来忘记痛苦与创伤，或者说借着逃避现实的痛苦。
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可能像北京人一样喜爱遛鸟、下棋，他爱上了游山玩水。在他游历期间，他写下了许多游记名篇：《钓台的春昼》、《杭州》、《花坞》等等，借此逃避现实中的痛苦：
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的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徽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呢？
在这山水之间，郁达夫暂时找到了心灵片刻的宁静，暂时忘掉了世间所有的烦恼。
但是，北京人是现实的。“他们生活的世俗、物质性质，他们面对的生存问题的具体的琐细，他们所处社会经久而厚积的经验常识，以及教养、知识水平的限制，都有助于造成关心基本生存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为了生活，他们学会了顺世哲学。
而为了生活，郁达夫也“顺从”了，他从：
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稣教的上帝一样，若受着不平，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我的女人曾说过我几次，说这是我的致命伤，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改不过这恶习惯来。
转变为：
最使我伤心的，是当人家欺凌我侮辱我的时节，往日很容易起来的那一种愤激之情，现在怎么也鼓励不起来。非但如此，当我觉得受了最大的侮辱的时候，不晓得从何处来的一种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会心的微笑。
实际上，这也是为了自保，这样一来，郁达夫才能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只是为了在逆境中安身立命。
他俨然成了一个北京人，于是北京在郁达夫心中的地位胜于其它：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热闹，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瘅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地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郁达夫被底蕴深厚的北京文化同化了，他的人格开始转变--有了北京人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