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淡的生活正是北京人所喜欢的，可见他们对于现状还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当然，这些满足毋需建立在十分富裕的物质基础上，有限的物质条件也能使他们能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一点北京人可谓例外，渐渐成为北京人自我安慰的表现。这种自我安慰也成为了郁达夫的一种人生哲学：
我被他们看得不耐烦，并且肚里觉得有些饥了，用手向鞋底摸了一摸，迟疑了一会，便叫茶房来，命他为我搬一客番菜来吃。我动身的时候，脚底下只藏着两张钞票。火车票买后，左脚下的一张钞票已变成了一块多的找头，依理而论是不该在车上大吃的。……吃了个饱，并且带了三分醉意，我心里虽时时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食费，和明天上富阳去的轮船票，不免有些忧郁，但是以全体的气概讲出来，这时候我却是非常快乐，非常满足的。
郁达夫明白自己身上仅有的钱是他回家的路费，可他还是花在了了求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可见其深受北京文化的影响。
不过，相比在融合物质方面的表现，北京的融合力还表现在融合思想意识上。要知道，这里是中国历代首都，跨越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北京人对时事政治的关心和敏感空前热情。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几乎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充分有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
在京生活的郁达夫，和很多北京市民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对当时中国政治上透彻的洞察力，他将他洞析的事实反映在他的文字上：
从清冷的长街上，在灰暗凉的空气里，把身体搬上这家旅店里之后，哥哥才把新总统明晚晋京的话，告诉我听。好一个魏武之子孙，几年来的大愿总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怜了我们小老百姓，有苦说不出来。听说上海又将打电报，抬菩萨，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戏。我希望那些有主张的大人生先，要干快干，不要虚张声势的说：“来来来！干干干！”因为调子唱得高的时候，胡琴有脱板的危险。中国的没有真正革命起来的原因，大约是受的“发明电报者”之害哟！
可见，郁达夫说出了中国人之所以没能真正起来革命，是因为那些掌握政权的人只会虚张声势，只说不做。
对政治空前热情的北京人感染郁达夫，使其最后成为了一名爱国主义者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