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水浒传》常常对宋江特别的厌恶，一直在祈求朝廷的招安。就像李逵说的那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才心里敞亮。
宋江从小受君忠思想教育，长大后又靠忠义形象立身，骤然间让宋江完成从一个忠君爱国之士向弑君灭国之人的转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对宋江而言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门槛，而且还会对其苦心树立的忠义形象有很大损坏，甚至会在梁山内部引发巨大震动。在这种底气不足、前途不明的情况下，思想上的杂念便会异常活跃，忠与不忠就成为萦绕在宋江脑海中来回反复的问题，并对最终决定产生很大影响。
梁山处于梁山泊中，没有耕地。王伦时期以抢劫为生,是典型的土匪时期。晁盖、宋江都是奉行的流寇主义，没有像田虎、方腊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不从事粮食、渔牧等生产劳动。梁山集团唯一的收入就是抢劫,应付一段时间后，就去打仗抢劫，为喽啰们提供衣食保障。
向朝廷妥协，自己一生可有荣华富贵。自己继续革命，万一不成功，自己和手下弟兄可能会万劫不复，谁能跟朝廷抗衡，自己手下虽有人马，可是长期下去，如何得了。如果掳掠百姓财物，肯定会激起民变。如果不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掳掠，自己又不能自给自足。时间一长，梁山上的弟兄自然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无衣无食。
宋江清楚的知道，既没有人马有没有经济基础的他们，现实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没有吃喝自行解体，二是接受朝廷招安。解体不符合宋江实现野心的需要，那只有一条路可走——招安，宋江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亲自去东京寻求招安路子，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回应，最后众人随宋江接受招安，归属朝廷，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可见招安符合梁山的大局利益，实现了梁山好汉招安做官的人生价值。但由于宋江想凭借梁山军队和朝廷谋取更大利益，不按照朝廷分散安置的办法办理，以回梁山为要挟，妄图保持梁山的原建制，受到了朝廷的猜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最后以悲剧的色彩落下了梁山事业的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