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书中，汪精卫是个符号化脸谱化的人物，只把“汉奸”的标签赋予他。但是事实上，曾经的汪精卫可是一个道德完人——不好财、不贪色、不专权、不怕死、年轻有为、聪明帅气，充满着政治家的光环。特别像当年的希特勒，具备一切优秀的品格，却成了一个杀人魔王。
那我们需要怎样才能还原汪精卫此人的真实样子呢，我们不能仅仅从历史的对错观念去评价一个人，而应该从各个角度去分析，譬如不能仅仅评价他做了什么，还要听听他说了什么。
下面小编就通过一个参与了汪精卫事件的当局者来叙述其中的始末。
这个见证者叫做李时雨，他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后在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李时雨被中共地下党派遣参加了汪精卫第6次代表大会。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此后的一段历史。
当时，时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的李时雨同志坦诚，作为一个没有坚定政治信仰和内心的人，极容易被汪精卫的谎言和辩词迷惑。
他回忆，初见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当时李时雨为国民党的改组派出现在上海，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召开汪伪政府第6次代表大会（秘密举行）。
此次会议参与的人员颇杂，身份各异。会议并没有仔细做选举的流程，就匆忙选举汪精卫为伪主席。这次戏剧性的所谓“六大”会议之后，李时雨则被任命为某委员会委员。不久之后，便接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的通知，说汪精卫想要了解所谓“和平运动”的情况。
当时李时雨与另外12人共同出行，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午就来到一座豪华的花园别墅里面，汪精卫和与会者一一握手，然后发表了讲话。汪精卫请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就说什么。李时雨于是非常直接地说：“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汪精卫用他熟练的外交辞令含混事实，摆弄概念，他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我不知道与会者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不敢相信一个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政府头子会说出这样的假话。
汪精卫接着说：“我们的目的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汪伪的一句话戳中了国民党一直的顾虑，背后的逻辑大家心照不宣，就是说不依靠日军，那么共产党将得到天下，为了防止共产党崛起，才不得已寄人篱下，做了“看似”汉奸的勾当。
汪精卫还说：“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国”
汪精卫画了一个大饼，居然也把孙中山也拿来做幌子，用孙中山的主义来给自己的伪政府化妆。与会的人无不知道这里的门道，只是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同志很容易就倒向了汪伪的怀抱。
李时雨又问了一句尖锐的问题：“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
汪精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日本关东军在华北地区扶植了伪满洲国，而在上海扶植了汪伪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伪满洲国与自己的政权并无二致，李时雨问“承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等同于问“承不承认自己的执政地位”。
汪精卫谨小慎微地作了解答：“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李时雨又问了一句：“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内心戏一定很复杂，他说：“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汪精卫偷换概念，回避问题的核心，他把“自己会不会变成傀儡”转移成了“日本不会让自己变傀儡”。而且汪精卫的话中有问题，日本人的心思你怎么能得知，何况日本原本就想“蛇吞象”，试图三个月灭亡中国，那么汪精卫说日本吃不下便显得有些不符合时局。
李时雨接着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
汪精卫说：“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曾经留学日本的汪精卫建立起了一套逻辑，即“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和日军交涉妥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个思路就推导出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思想基础。他还带有阴谋论地认为，共产党是想靠着日军侵华战争之便，铲除国民党，尽收渔翁之利，所以应该与日本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可见，汪精卫并非十足的汉奸叛徒，他对时局的理解是有一套体系的，并且也都是尽量获得以国民党为核心的领导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思考的，并不是一边倒向日本。这和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路同出一源，那就是在承认日本的侵略势力太强大，只有避免直接冲突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要么逃跑，让出沿海疆域，往内陆退缩；要么谋求“和平”解决，用赔偿换得暂时安宁。
但是他们都小看了日本的野心，日本不像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仅获得眼前利益就能收手的，日本是企图一口吞下中国的毒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