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也是甲午战争中中国最近代化的武装力量，曾经号称远东第一。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面发生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失利。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
而北洋海军在此次战斗中的弹药供应问题，就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海战后北洋海军中参战的洋员曾经公开抱怨弹药不足。美籍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P.N.McGiffin)说：到海战结束前半小时，“镇远”的“6英寸炮已经发射了148枚炮弹，弹药告罄，只有12英寸火炮（有一门已经不能使用）穿甲弹大约25发，而已无一发爆破弹。‘定远’舰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再过1个半小时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炮弹，到那时只能听天由命……我们仔细地瞄准射击，但由于已经没有爆破弹，就无法对敌舰造成多少伤害。大约在持续了半个小时的射击后敌舰再次远去，我们向它们发射了最后的几枚穿甲弹，并在火炮里装填上了仅有的3发以应付最后的关头。”[1]英籍帮办“定远”副管驾戴乐尔(W.F.Tyler)也说，当时中国舰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弹药。[2]
而根据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中记载，“定远”共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根据统计总数核算，实际应为97发），150毫米炮弹148发。以定、镇两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子，两舰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14发。定、镇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53.5%，如果马吉芬所说不虚，残余炮弹也已经不多，那么即使加上剩余的弹药，备弹也远不到正常基数的60%，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
由此可知，在海战中，至少“定远”和“镇远”存在着弹药缺乏的情况。“镇远”、“定远”是一直坚持在海战场上战斗到最后时刻的两艘中国军舰，其弹药数量的多寡无疑最有代表性。虽然按照马吉芬的回忆，两舰主炮弹药将用尽时海战也已基本结束，似乎对于海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军舰多无装甲或者是轻装甲舰，爆破弹对其破坏力最大，由于最后阶段缺乏爆破弹，对日本军舰的杀伤力大减。同时考虑到在炮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炮手可能放慢了发射速度，事实上会限制定远、镇远两舰火力的正常发挥。“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溁就曾经说，在黄海海战中，有“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3]这无疑也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军内外的外籍人士都普遍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药的主要责任在天津方面，完全是岸上官吏的贪污与卖国行为所致。肯宁咸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引者)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4]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也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5]
▲被俘的镇远舰
徐建寅禀帖及以往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末，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被人发现，其中在《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
据徐建寅统计，当时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分别为：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口径炮钢弹35枚，21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同时徐建寅在赴威海前曾经去天津军械局查验，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机器局和军械局“据称九月初以后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续经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余颗，又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6]
有一些学者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统计数据，认为“佐以盛宣怀档案资料，可知黄海海战后拨给北洋海军的炮弹共360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60枚，210毫米、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各100枚”[7]，那么“其余均为黄海海战结束时剩余的炮弹。”[8]
据此，他们得到结论，“也就是说，要么是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并不缺乏弹药，要么是军舰载弹量不足而导致海战中缺乏弹药。”[9]
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么这些炮弹“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北洋海军是在携带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10]此时，“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 [11]
对徐建寅禀帖的重新解读
粗看之下，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与此观点中所说的分两批向北洋海军发放360颗炮弹吻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我们细读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存在很多重大的疏漏。
▲定远号
首先，此观点认定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即为海战后北洋海军得到的所有炮弹显然是错误的。
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于12月10日抵达威海，而黄海海战是9月17日，之间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究竟徐建寅统计的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记载来进行推断。
此观点中所说的“10月补给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当是指九月初四（10月2日）、九月初十（10月8日）天津所发送的两批炮弹。
九月初四（10月2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提及305毫米开花子（爆破弹）80枚，发射药80出已经发至威海。[12]
九月初八（10月6日），盛宣怀又致电丁汝昌，说初十（10月8日）东局可赶成305毫米二倍八口径开花子80颗，药袋配全，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颗，铜拉火2000枝，150毫米药袋700出，六寸炮药袋100出。此批弹药后于10月11日发往旅顺。[13]
表面看，三百余颗和360颗似乎能对上，但是联系《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后一句“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就可以发现，这是错误的。在黄海海战后，清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洋订购军火，其中就有给北洋海军订购的炮弹。而在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14]
由此我们可知，九月订购的海军炮弹共有2400颗，而其中1000颗是305毫米开花炮弹，那么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的，和后面“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两者所指的，是305毫米开花炮弹，而非所有类型炮弹的总和。
同时细读盛宣怀和丁汝昌的往来函，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战后，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也远非两次360颗。
盛宣怀在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给丁汝昌的电文提到“‘海定’、‘图南’、‘广济’初五下午四点趁潮出海。‘镇东’初六下午开，装有三十半生炮子，亦须保护”[15]。而在十一日（11月8日）盛宣怀又给大沽去电，让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小船通知“镇东”：“到旅将人马子药起岸后，所带海军大炮子四百十颗，毋庸交旅，须送至威海。进旅口时，须格外小心。顷德律风传唤回镇东，即因此事。” [16]
联系两个电文，我们不难发现，“镇东”原定十月初六日（11月3日）运送弹药出发，其中有305毫米炮弹。后由于种种原因，到十月十一日（11月8日）还未出发，上面共有410颗供给海军的大炮弹。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410颗炮弹的具体种类，但是从盛宣怀电文中可知，此批炮弹为大口径炮弹，其中有305毫米炮弹，而且数量还不少，否则盛宣怀也不至于提前一天通知北洋海军派舰保护。
▲丁汝昌
而通过另一份盛宣怀给丁汝昌的电报，我们可以部分了解这批炮弹的组成。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给丁汝昌致电，称：“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装好栗药一百二十出；二十一生、十五生开花子各五百颗，十五生装好栗药七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以上弹药，昼夜加工，均本月底告成。”[17] 11月8日所完成的那批弹药，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盛宣怀在10月4日提到的这批弹药数量巨大，考虑到由于黄海海战之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盛宣怀当不至于提出一个明显过于巨大、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数字给自己作难，因此在九月底（10月28日）以前可以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此次运输的就可能是这批炮弹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而按照这里提及的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加上九月初四（10月2日）的80枚305毫米开花子，合计350颗，也和徐建寅的已运三百余颗305毫米开花子相吻合。
以上几批弹药相加，共计可确认运输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410枚大炮弹（内有305毫米开花弹），合计770枚，显然战后发运的各类炮弹数量绝对不止360颗。进一步证明了徐建寅所说的已运三百余颗不是各类炮弹的总和，而是其中的一种。
另外除了这三批可以确认的以外，尚有一些炮弹可能在战后发给了北洋海军。在九月初九（10月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说接到丁汝昌从旅顺发来电报，需要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而东机器局有造好的库存100多颗。[18]此批弹药并无确切的运输记录，但是从电报看，丁汝昌催促甚急，东机器局又有现成库存，而且此后有多次向旅顺运送军火的记录，因此此批当已发出。
而通过分析这个电报，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北洋海军各舰，使用6英寸炮的，只有致远和靖远，各装备两门6英寸炮。黄海海战致远战沉，就只有靖远的两门6英寸炮。而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记载，在徐建寅去威海时，北洋海军共有在舰、库存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合计500枚，平均每门炮有炮弹250颗，如果此项炮弹均为黄海海战战前就下拨给北洋海军的，那么丁汝昌没有必要在九月向顾元爵请“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这说明在九月时，靖远的6英寸炮弹尚不十分充足，这500枚炮弹应当有相当部分是九月以后才拨给北洋海军。
▲盛宣怀
同时，此间仅考虑了黄海海战之后天津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而在海战前发放、但是北洋海军在出发前没有及时领到的炮弹，也不应当计算在战前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中。比如9月12日，“致远”、“靖远”、“来远”到大沽。原计划由3舰装运一批弹药、军火，但是5点钟3舰即已经开航旅顺，弹药只得暂留大沽。
[19]此批弹药之后并无马上运送到旅顺或者威海的记录，显然没有能赶上海战，但是依然是包括在徐建寅的统计之中，也应当予以扣除。
从上述资料我们不难看到，在海战后运到威海的炮弹数量不少于770颗，其中305毫米口径开花子就有350颗，按照徐建寅的统计数字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算，那么北洋海军原有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只有53枚，或者更少。按照定远和镇远7门主炮（定远一门主炮受伤未修复）算，平均每门主炮只有不到8枚炮弹，如此算下来，北洋海军实际的炮弹储备，特别是海战中最缺少的定远、镇远305毫米炮弹，数量是非常少的。
另一方面，徐建寅的报告中仅提到了炮弹的储备情况，而没有提到药包。
由于北洋海军各舰火炮发射炮弹需另有规格相同的药袋药桶。以定远所使用的305毫米克虏伯大炮为例，所使用的开花弹（仅指弹头，下同）重292千克，弹头内装药10千克，实心弹重325千克，弹头内微量装药，而发射药包则都是重72千克，发射药包为圆柱形，将火药片包裹于丝质袋内而成，外面标有重量，可以根据射程远近选取不同重量的药包。[20]
如果弹药补给不配套，有弹无药或有药无弹均无法使用。根据前面所述，赫德就曾经提及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往来电文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军械局所提供的炮弹和药包数量上并不相符，其中九月初八（10月6日）的电文中提到发运150毫米炮弹100颗，而150毫米药袋有700出，多出了600出，六寸炮药袋则多出100出。而按照根据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的电报提出的生产计划数算，也多出十五生装好栗药二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另外北洋海军还在海战后请领了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这些应当是之前北洋海军所短缺的部分，否则光制造发射药包是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可见“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的说法当不是空穴来风。
▲“致远舰部分军官在尾楼附近的合影，照片中双手合握站立者是管带邓世昌，他身旁的外国人是总教习琅威理。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战后日军所做的缴获物资统计中得到证实，按照日军的统计，共在刘公岛缴获210毫米炮弹423发，150毫米炮弹229发，而21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182出，15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93出，210毫米炮短缺药包241出，150毫米炮短缺药包136出。不独海军，刘公岛上炮台和守军的火炮情况也是如此，以战后的75毫米克虏伯野炮统计为例，战后22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共有炮弹3850发，而装药则仅有176出，短缺3674出。[21]
如此算来，北洋海军战前实际能有效使用的炮弹数量就更加少了。以“平远”的260毫米火炮为例。在黄海海战中，“平远”共发射260毫米炮弹10发，而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海战后还有炮弹35发。由于此种炮弹国内不能生产，皆需向外国购置。海战后虽然已经向国外订购了70发，但是要到次年的二月才能到货，此时还未到货。这说明战前共有260毫米炮弹45发，而战后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当为当前库存炮弹所配，同时在战后日本的统计里，也没有260毫米火炮所使用的炮弹和药包，显然已经都消耗殆尽，这说明在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以后两者数字是刚好配套的。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在海战中可用的260毫米炮弹，仅仅只有15发而已。北洋海军弹药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当时的克虏伯炮开花弹引信是在炮弹使用前安装上去，开花弹要发挥出其威力，尚需合适的引信。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引信的话，发现短缺的情况也很严重，战后日本统计共缴获克虏伯炮用引信150个，而对应的，仅海军的305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克虏伯炮开花弹就有673发，短缺423个，如果算上炮台所使用的克式开花弹，短缺将更为严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缺少引信的开花弹，事实上只能当实心弹用。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数据，我们并不能确认海战前信管是否短缺，但是显然，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后路补给存在问题有很大关系。
由以上两点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证明海战前北洋海军缺少弹药，但是显然，即使不考虑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真伪和其中数字的真实可靠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一文来确认战前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充足。
由战前电报分析北洋海军的弹药供应
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探讨下，北洋海军在战前的弹药储备是否充足，或者是否是因为丁汝昌消极等待导致海战中弹药不足。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下北洋舰队后路的弹药供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在北洋海军成立之初，就在《北洋海军章程》上做了如下规定：
旅顺军械局总理全军枪炮药弹一切军火事宜，稽查考核各船收发存储，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
天津军械局为水陆各军军火收发总汇之区，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
同时《章程》上还写到：
天津机器制造东、南两局专造北洋水陆各营枪炮应用火药、子弹及水雷、铜帽、门火等件，现复添做新式长炮钢弹、栗色火药、哈乞开斯炮子，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
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北洋海军所需弹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东局生产，然后再由天津军械局统一调拨。同时国内无法生产的弹药，则由军械局负责向国外订购。而北洋海军领取之弹药，除配补各舰外，其余均存在旅顺基地的弹药库中，需要时再由军械委员开单提取。而在旅顺，作为北洋舰队主要的弹药存放基地，修建有南子弹库，主要存放弹头，另有储存发射药和炸药的东、西库。
威海并不大量储备弹药。平时北洋海军仅在舰上储备少量炮弹，用于日常练习和会操之用。但是事实上早在北洋海军刚刚成军之初，就曾经面临过炮弹供应不足的情况。1889年秋季北洋海军在大连湾会操时，因为有些种类的炮弹没有储备，各舰炮弹缺乏，不得不“各船通融挪用” [22]，才使得会操顺利进行。由此可知，炮弹储备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为此，丁汝昌还特意在电报里将所缺炮弹“特遂开清摺，希查照或制或购，宜早筹置” [23]。可惜从后来的实际供应情况来看，这一提醒并没有得到重视。
战争爆发之前，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洋海军在威海基地开始备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紧补充弹药：
六月初一日（7月3日），丁汝昌函告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玙，要求将“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炮用开花弹(爆破弹)150枚、150毫米炮用四倍长开花弹100枚交“经远”舰带至威海应用，另将“致远”、“靖远”两舰“未曾分装之军火”交“来远”运往威海。[24]
随后丁汝昌又发函要求将存放在旅顺的“超勇”、“扬威”两舰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及现有“平远”舰260毫米口径炮所用药桶若干一并交“经远”带到威海。[25]
这两份函件中丁汝昌所请各项弹药，虽无明确记录说明是否运到，但是丁汝昌在其后并未就此向龚照玙催要，而且此次丁汝昌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旅顺库存请领，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在其后不久当已经到位。同时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情况相当的了解，这间接的证明了他对北洋海军后勤是非常重视的。
在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丁汝昌再度函告龚照玙，要求将“各船不足药弹除未经购置不计外，就现有未经运到，择其急需各宗，饬陈游击开具清摺，请饬其检照检齐，交定远带威，其余因（刘公）岛上无处存放，请暂存旅，候用再取”。[26]
此次与上两次不同，丁汝昌并不是按照存放情况来提取物资，而是按照各舰弹药不足的实际情况“开具清折”来申请补给。不过丁汝昌也考虑了龚照玙的难处，所以注明将需要另行购置的排除在外。
虽然如此，旅顺现有物资储备还是不能满足丁汝昌的急需。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复龚照玙函中提到，定远已经返回，带回的龚照玙“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27]
这两份信函并无收录明细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所请的北洋各舰所缺弹药究竟是哪些，也无从得知还有哪些是旅顺所不能提供的。但是由前文可知，丁汝昌这次请领的不过是“各舰不足弹药”已经购置的“择其急需各宗”而已，对于丁汝昌所提的要求数量应该并不算多的弹药，旅顺都表示不能满足需要。可见旅顺所储备的弹药并不十分充足。而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到此时为止，北洋舰队用于备战的弹药尚不充足，不能满足作战之需。
对此，丁汝昌也无可奈何，只能答复“至函请津局续运之件，一经由津起程，务祈先赠电音，以便预筹闲舰，届时取运，倘蒙知照，得以由津径运来威，则更为简速”。[28]
同日，“利运”号运输船自天津运军火抵威海，其中注归海军一批。[29]但是根据丁汝昌和盛宣怀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知道，六月十七日（7月19日），丁汝昌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侯‘利运’到，赶装水雷等件”，[30]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给盛宣怀的电文中又写到“刻‘利运’到，函件收悉”，“‘利运’本拟充装雷械随守大同”。[31]由此看来，此批运送的物资在六月十七日（7月19日）就已经确定，主要是水雷等件，应当不包括旅顺所短缺的那部分物资。
由于军情紧急，丁汝昌对于舰队短缺的物资非常关注，一再向有关方面发函催促。在回复龚照玙的第二天，丁汝昌就给盛宣怀、张士衍致函，里面提到：“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药，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时孔迫之需。津中既能自制，谅易照给，迅运来威。”[32]
次日，丁汝昌在给龚照玙的函中再次提到：“五十七密快炮仍需方块大粒药四千磅应用，伏希电催楚宝（张士衍）遄寄” [33]
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催要的这些物资是否是北洋各舰所缺的弹药其中之一，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函催要，可见丁汝昌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看到丁汝昌对于弹药补给的重视性，那么所谓炮弹不足“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这一说法也自然不攻自破。
在8月1日和8月7日，“利运”分别由天津运来军火若干，其中包括扬威等补领的军火、克虏伯150毫米、阿式六英寸炮炮弹、引信等一批。[34]
由于并无“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的明细，也没有这两日运到物资的具体清单，因此我们从这里无法得知这是否就是六月十三日丁汝昌致函龚照玙时所要求的弹药，或者说是丁汝昌所要求的全部的弹药。
而另一份资料可以给提供一些线索。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药供应情况。11月1日，李鸿章奉旨上报天津军械局存发枪炮弹药清册。据此清册统计，是年3月至10月，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补给305毫米口径炮弹342枚、210毫米口径炮弹840枚、150毫米口径炮弹927枚、6英寸口径炮弹370枚，11英寸前膛炮炮弹12枚、120毫米速射炮炮弹1600枚。[35]
据此统计，再减去10月补给的305毫米炮弹160枚、210毫米炮弹100枚、150毫米炮弹100枚、6英寸炮弹若干枚，还有9月12日未能及时交付“致远”、“靖远”、“来远”三舰的那批弹药，其余当为战前北洋海军得到补给的炮弹。而此时库存的炮弹除210毫米炮弹和150毫米炮弹均以告竭。由这份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战前得到的补充，除210毫米炮弹、150毫米炮弹和120毫米速射炮炮弹较为充足外，其他数量都严重不足。这也与当时的情况符合，210毫米和150毫米克虏伯火炮当时不仅装备了北洋海军，各炮台要塞也大量装备，所以炮弹储备数量较多。
▲徐建寅
而汉纳根在战前的一封信则提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弹药问题上。我发现我们的灾难在于，两艘铁甲舰的8门30.5厘米炮只有3发长倍径榴弹和64发短倍径的、粗糙的榴弹。福州制造的铁甲舰“平远”的26厘米火炮根本没有榴弹，而巡洋舰“超勇”和“扬威”的26吨炮则没有发射药的储存。与此相反，3艘铁甲舰的火炮有着充足的穿甲弹，但是鉴于日本没有铁甲舰，这些炮弹差不多是没用的。同样，其他舰只所获得的弹药是不足的，但是在威海卫的弹药库里，却有足够供装甲巡洋舰使用的弹药。[36]
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和上述统计基本符合，显然是真实的。那么结合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存在很大问题。
其中作为北洋海军主力的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开花弹原有67枚，3月到10月共下拨342枚，扣除战后下拨的160枚，只有182枚，而其中可以查证是海战前下拨的仅有150枚，其余32枚可能是汉纳根写信前下拨，已经包含在信中所提的67枚，也可能是海战后下拨，那么此时北洋海军仅有305毫米开花弹217枚，平均每门主炮只有炮弹27枚，即使将那32枚算入，也只有249枚，平均每门主炮仅有开花弹31枚。其余都是实战中用处不大的实心弹。
而平远所用的260毫米火炮不仅开花弹全无，实心弹也只有15发能用。超勇和扬威也仅有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
这显然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发挥，再考虑其他火炮药包和引信的短缺，不能想象北洋海军当时的窘迫。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海战后参战的洋员和军内外的外籍人士的批评，主管北洋舰队后勤工作的盛宣怀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于是一方面他致电丁汝昌宣称：“海军子药，兄向不电弟，故弟全不知。”[37]盛宣怀试图以自己不知道来推脱，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丁汝昌虽然一直是和龚照玙联系，没有直接给盛宣怀去电报，但是炮弹运输仍需盛宣怀来协调船只运输。
▲后来沉没的致远舰桅杆在退潮时一度露出水面
而在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时说“闻此次海战缺乏开花弹，卅半生脱、廿六生脱、廿一生脱大炮，需添开花弹各若干出？乞速电示赶办。”[38]从此处看，弹药缺少情况确实存在，而不是有弹药丁汝昌没有去催要。否则盛宣怀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赶办”二字，更可以将责任直接推给丁汝昌，而不是说不知道了。
同时天津军械局提供的这数量有限的炮弹质量也不容乐观。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天津军械局所产的炮弹较进口之炮弹威力为弱，以“定远”所用的305毫末炮弹为例，305毫米炮所用之标准开花弹弹径比是五倍[39]，而天津产的只有二倍八口径，要短的多。炮弹小了，不仅炮弹的重量比正常的炮弹轻，装药也要少，相应的，威力也要小的多。
天津军械局所产的炮弹其他质量问题也很多。1891年3月，丁汝昌因为定、镇两舰所领的305毫米炮弹铜箍太大，不能合用而致函刘含芳，要求“代为刮削”。[40]5月，“超勇”、“扬威”所领的“三十七毫里哈乞开士开花子各一千颗，子膛内均未装药”。[41] 6月，“致远”所领用的“六寸径炮用铜管轧火二百支，当经该船试放两支，据称口径太小，且放时窜火”，只能全部退回。[42]
这些问题在甲午战争时依然存在，“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在海战后就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43]“来远”帮带大副张哲溁也说：“所领子药，多不合适，亦不切备”，黄海海战即“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44]所以“定远”枪炮二副高承锡认为：“枪炮子药乃军务极要之件，制造之时须较以规矩，求其性力，认真试妥，然后取用，方无妨害。”若“不论合膛与否、炸力大小、能否及远，塞责成工，不但战时用之有害，即平时用之也受害不浅”。[45]此外，弹药存放时间过长也会有所损坏，“镇远”枪炮大副曹嘉祥等军官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每届三年，各船上所存军火必须勘验，如有损坏，当即更换”。
弹药存在如此之多的质量问题，势必导致原本数量就有限的弹药在实际使用中更加紧张，还会严重影响火力的正常发挥。
在海战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炮弹质量对海战的影响。“来远”、“致远”、“广甲”三艘巡洋舰合击正常排水量仅有622吨的炮舰“赤城”，“赤城”共中大中口径炮弹30发，而“比睿”和“西京丸”等舰也多次被北洋海军的305毫米炮弹击中，但是都始终未能对其造成致命打击，炮弹质量所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
结语
自古以来，后勤一直是兵家非常重视的问题。而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对后勤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海军装备技术复杂，作战环境特殊，如果没有有力的后勤保障，战斗力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因为弹药匮乏和弹药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北洋海军发挥正常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1]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北洋水师网站张黎源译本https://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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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4]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139页。
[5] 濮兰德：（J.O.P.bland）：《李鸿章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45页。
[6] 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转载于《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
[7] 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探”，收录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8]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9]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1] 苏小东，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1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48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5，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9页。
[15]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16]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1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18]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19]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2页。
[20]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1] 《山东役战利品调查表》、《山东役战利收容兵器弹药员数表》，影印本。
[2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2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24]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25]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6]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28]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29]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30]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31]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3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209页。
[3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34]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5，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138页。
[36]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Briefe aus China 1879－1886:als deutscher Offizier im Reich der Mitte，BOHLAU VERLAG KOLN WEIMAN WIEN，1998，第346页，附录2。
[3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38]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39]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北洋水师网站张黎源译本https://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40]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41]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4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43]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04页。
[44]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07页。
[45]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398页。
注：本文所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不沉的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