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期间，徐致靖曾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政变时，徐致靖因“滥保匪人”获罪，定永远监禁。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出狱待罪”。
中国对德宣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分为同盟国（德、奥、意）与协约国（英、法、俄、日、美）两大军事集团。
日本借大战之机，出兵我国山东，强占原为德国侵占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同时，怂恿北洋政府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政府也鼓动中国政府一致行动。
1917年2月，德国悍然实行潜艇新政策，封锁公海，袭击商船。同月9日，北洋政府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外务大臣即于同日召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建议中国政府即行宣布对德绝交。
当时，中国政府觉得日本有求于中国，便抓住这一机会，要求日本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政府及有关各国政府同意中国提高关税税率，减缓交付庚子赔款。
日本为了拉拢中国参加协约国，于27日通过外务大臣表示：中国希望之事，自有商量余地。有了日本这句话，国务总理段祺瑞等便决心加入协约国。
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总统黎元洪却以事关重大，需要慎重为词，拒绝签字。段一怒之下，宣布辞职，离京赴津。
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参战之争使矛盾进一步加剧起来。黎元洪本想借此改组内阁，踢开段祺瑞，但是他赤手空拳，无所凭借，自然斗不过武力在握的段祺瑞。
7日，段祺瑞返京，宣称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8月14日，对德宣战。
对德外交问题引争议
对德外交问题不仅加剧了府院之争，而且在社会各阶层间引起了广泛争议。一时间，名流们纷纷表态，尖锐地形成两派。
主张参战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参战的有孙中山、章太炎、马君武等。双方都各有其理由。
徐致靖反对对德宣战。3月8日，他致函康有为称：中国参战绝无胜利的可能，即使勉强打胜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函称：“无端加入，既与结约，必且受其要挟而不能拒，必且竭膏血以相供给。即能制德而胜，国已不支；若德终胜，则祸尚可问乎！”
因此，他一方面谴责段祺瑞等人“儿戏国事，妄欲为孤注之一掷”，把主张参战的诸人比之为“义和团罪魁”，另一方面则盛赞黎元洪，支持他改组内阁。
信中，徐致靖要康有为出面联合同志，汇集舆论，制止政府参战，以免打输了，“身为亡国之民”。
康有为也反对对德宣战。他主张保持中立，乘欧战之际，励精图治，理财练兵，振兴农工商各业，争取国家自强。
3月13日，他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历述不应参战的种种理由，声称德国强大，“全球畏德如虎”，与德作战，必败无疑。
电称：“仆为五千年之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故流涕沥血，竭诚奉闻，望垂察行；否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人也。”
但是，梁启超却主张参战。3月上旬，他连续致函段祺瑞，建议先下手为强，首先捕获德国和奥国在中国海域的商船，以免它们以爆破的方式封锁黄埔，同时则宣布对德绝交。
函称：“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份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
为此，他6次会见黎元洪，劝黎支持段祺瑞。10日，他又对英文《京津时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已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26日，他致函北洋政府国务院政务评议会，主张从速对德奥宣战。
梁启超的主张受到徐致靖的强烈反对，也激起他的强烈愤怒。不仅如此，徐致靖还要康有为断绝和梁启超的师生关系，宣布其罪状，鸣鼓而攻，“使天下人咸晓然于若人罪恶，人得而诛”。
他甚至表示，戊戌维新时不该保荐梁启超，认为政变时西太后将梁杀了倒好，“免至今日肆虐”云云，确乎已经到了“怒不择言”的状况。
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也受到康有为的强烈反对。函称“吾先生缘是怒气冲激，几成肝厥”，可见康有为盛怒之下几乎发昏的情形。这一时期，康有为还有一篇手写的揭帖式的文字，破口大骂“梁贼启超”，当是接受了徐致靖此函的建议。
梁启超之所以主张参战，据他自己说，其理由有二：从积极方面看，必须乘此时有所表现，以求置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看，必须与周围关系密切的国家“同其利害”，才能受到“均势”的庇护，云云。
梁启超的理由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不过，他是看准了德国必败才敢于下此一着的。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德国终于被打败，中国成为“战胜国”，顾维钧等人有了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山东权利的资格。
（作者：杨天石，摘编自《追寻历史的印迹》，看历史获得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