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8年冬，宋朝一位布衣书生背着自己的书稿，从家乡福建出发，万里步行去杭州，希望能让当朝皇帝宋高宗观阅自己的苦心之作。直达圣听何其难也，一年后，苦等无果的书生黯然返乡，在他以后的生命岁月中，万里献书的壮举他还曾做过两次。这位书生到底是谁？又都写了什么？这要从他一生居住的那座草堂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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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境内有一座雄奇险峻的高山，名唤戴云山；戴云山东边有一座山峰，离城区60多里远，叫夹漈山。山中泉幽林密，空气清新，实是隐居的好地方。
公元1128年，一位叫郑樵的中年人，在夹漈山麓建了三间茅屋，取名“夹漈草堂”。与一般的封建读书人不同的是，郑樵不喜欢考取功名，而是喜欢著书立说，尤其痴迷于修史及生物学研究。之所以选择在夹漈山修史著书，除了环境清幽外，还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便于撰写史书中的生物部分。他很清楚，修史是门大学问，史官需要对天文、地理、历法、生物等都非常熟悉。于是，他“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
如今绿树掩映的新建夹漈草堂。(网络图)
郑樵的举动得到堂兄郑厚的支持。他俩一边开馆授徒讲学，一边研读各类典籍。兴致来时，他们提着酒饭一起到深山，或饮酒赋诗，或畅论天下大事。而郑樵只要听到别人有书，便登门求读，可谓“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通过广泛阅读，郑樵对礼乐、文字、天文、虫鱼、草木、方书等都有精湛的研究。
郑樵在夹漈山隐居近三十年，一边潜心完成史书中的“鸟兽草木”部分，一边向农夫们请教，并留心观察当地的动、植物。其间，由于种种原因，他曾背着尚未完工的史书及“鸟兽草木”书稿，三次不远万里前往京城杭州，准备献给当朝皇上。可惜未能如愿。
位于夹漈山的郑樵石像。(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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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博物学家，郑樵选择夹漈山醉心研究“鸟兽草木”，有着深层次的考虑。
原来，北宋以前，尽管以研究“鸟兽草木”为主的生物典籍颇受人们重视，但关于这些资源的论述主要渗透在农业、方志或医学典籍中，其专著不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三国陆机著）、《竹谱》（晋朝戴凯之著）、《平泉山居草木记》（唐朝李德裕著）等零星几部，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北宋时，虽然涌现出一大批涉及面更广、内容更丰富的生物学典籍，然而，卷帙浩繁反而让人无所适从，给人杂而不精的感觉。而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鸟兽草木”类专著，有引出系统学术的倾向。比如陆佃的《埤雅》，里面按鱼、兽、鸟等生物分类，共诠释动物185种，植物92种，已初具“鸟兽草木学”架构。
《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影印本。(网络图)
郑樵认真研读历代生物学典籍后，便明确提出“鸟兽草木”这一学说，并著书立说强调其重要性。“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他认为北宋以前学者对本草学的重视非常有必要。同时，他从资料整理和实践观察两方面入手，致力于发展“鸟兽草木”学（即古典生物学，参见《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罗桂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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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56年，经过系统研究和实地考察，郑樵完成了一部论述“鸟兽草木”的专著——《昆虫草木略》。此书系“万史之史”——《通志》中深受郑樵喜爱的“二十略”之一。“略”，即“书”、“志”之意，如《汉书》之“律历志”。郑樵作“略”，是想把天下的学术总结起来，为后世参考，即“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谓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昆虫草木略》不仅从理论上提出考察诸如动、植物一类名物的一些基本原则，还在文中运用和证实了这些原则。这方面最有特色的是强调正名，帮助后人治学时能识“名物之状”。“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也。名之难名者谓五方之名既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昆虫草木略?序》）很显然，他要对各种动、植物的正名、俗名、地方名和前人曾定名，尽可能集中起来，然后对照实物求得统一。比如《草类》中对“芎莠”这样描述：“芎莠曰胡莠、曰香果。关中者曰白京，蜀道者曰川芎。”
芎莠 ，亦称川芎。(网络图)
《昆虫草木略》共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把这些生物分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等类别。除了详细记述了各动、植物名称的源流外，还引用以前典籍对相似动、植物进行互辨。引用的典籍包括《诗经》、《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修本草》、《埤雅》、《图经本草》等。
《昆虫草木略》内文影印件。(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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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草木略》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书中对“鸟兽草木学”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述，不但代表了当时的学术主流，也影响了一代代学者。南宋时期有许多学者投身“鸟兽草木学”研究，撰写了知识丰富、种类更多的生物学典籍，如《范村梅谱》（范成大著）、《菊谱》（史正志著）等；元、明、清朝时，又有大量“鸟兽草木学”典籍问世，如《打枣谱》（元朝柳贯著）、《群芳谱》（明代王象晋著）、《异鱼图赞》（清朝胡世安著）等。
此外，《昆虫草木略》叙述生物的方法为后世所推崇。这种方法便是每一条目都以其通用名称为基础，再记载各种异名，并附以相关典籍的诗词或资料记录，有的还加上考察结论。明朝时，医学大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时，曾为解释生物名称的做法而反复查找资料。李时珍最终参考《昆虫草木略》的方式，将其生物命名进行创造性研究，并定其为“释名”。
从南宋开始，历朝历代都有《昆虫草木略》及《通志》的刻本出现。郑樵生平撰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未曾刻印，而《昆虫草木略》被贺允中等当朝大臣慧眼识珠，并给予刊刻印行。
《通志》印刷本部分。(网络部)
现存最早的《通志》刻本为公元1321年（元朝）摹印本，而《昆虫草木略》以单行本（同一作者出版的多本书当中的一本）流行于世是在明朝时期。时至今日，《昆虫草木略》成了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生物学时绕不过去的科学典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无愧于当年郑樵三十年隐居深山，三次万里单骑献书的苦心。正如一代大儒朱熹拜访郑樵后，为其治学精神感动，当场挥笔题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曾诣阙，精神学贯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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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论文《南宋郑樵的本草学成就》，刘德荣著，见于《医史研究》。
2、论文《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罗桂环著，《自然科学研究》（2001年）。
3、典籍《中国科技百科全书之生物学卷》，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