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冢猫/文
素媛的父亲是一位工人，母亲打理着一家文具店。和任何平淡家庭一样，今天和昨天，都是同一幅安稳的模样。
素媛在学校很乖，有个叫荣植的竹马。和任何青梅竹马一样，偶尔拌嘴，但友谊的小船很牢靠。
一个下雨的清晨，母亲没有送素媛到校门口，荣植也没等她上学。母亲叮嘱她走大路，别走小路。但在淅淅沥沥的雨里，在“跑过去也就200秒”的上学路上，平淡生活被刺穿。
“你的伞真好看，能跟叔叔一起撑伞吗？”
素媛在离校门口不远处被拦住，她要迟到了，看着校门口，有些迟疑，但最终点了头。
她被带到工地大棚，猥亵至重伤。下体血流不止，大肠与小肠部分坏死，需要终生带着一个人工肛门，腰间的便袋，将和噩梦一起，如影随形。
这是一部名为《素媛》的韩国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
2012年，有人掳走了在家熟睡的七岁女童，实施了无法言喻的兽行。罪行曝光后，韩国民众哗然，有女儿的家庭集会游行，迫使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出面向人民道歉，并很快修改了强奸（尤其是强奸幼女）的法律法案。
2012年，韩国推行的化学阉割，就由该案件推动。
2017年，中国，一系列性侵儿童案，让“中国何时实行化学阉割”被严肃提及。
化学阉割是指注射或口服抗睾酮药物，让人失去性欲和性能力，停药后作用会消失。
早在1966年，一位和6岁儿子发生性关系的兽父，就被执行了第一例化学阉割。
有义愤者困惑，这都2017年了，就算不能手起刀落，斩草除根，来个痛快的物理阉割，中国为什么不效仿韩国，推行化学阉割？看看“素媛们”的遭遇，没被击毙，就是现代司法体系的恩赐。
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其中一个理由是：除非击毙，否则，你永远无法击败一个“纯变态”。
1
许多国家的法律里，都有化学阉割。
在美国，加州，佛州，德州等数个州，都有针对性侵犯的化学阉割惩罚。
在欧洲，捷克，波兰，丹麦，英国，瑞士，瑞典等国也都有法律，允许在自愿原则下对性犯罪者化学阉割：譬如2012年，英国有近100个恋童犯罪者自愿接受化学阉割；2013年，时任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也签署了对恋童癖惯犯实施终身监禁和化学阉割的法律。
在亚洲，印尼是最新一个推行化学阉割的国家。2011年到2014年，印尼性侵儿童案从2178起增加到5066起，印尼内阁会议2015年通过决议，将化学阉割作为对性侵儿童罪犯的额外惩罚。
更极端的例子还属韩国。2011年7月韩国规定，法官可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处以化学阉割，持续时间不超过15年。2012年8月，韩国将处以化学阉割的对象，扩大到所有实施性暴力的罪犯。
在推行化学阉割的国家里，大部分采取自愿原则：罪犯可以不选，但选择接受阉割，可以获得一定减刑。
不过韩国，波兰和美国部分州，则是强制实施。
想也知道，平日晕血的圣母，会觉得化学阉割（尤其是以“惩罚”而非“治疗”为动机）侵犯了犯罪者人权，是现代社会的肉刑，司法体系的倒退，人类文明之光的污秽。
尤其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在基因决定论的庇护下，“他们也蛮可怜”的所谓道德困境，逐渐收获更多拥趸。
确实，某种意义上，天生拥有独特的性癖好很不幸（但和被性侵的孩子相比呢？），只是永远不要忘记，承认自由意志，是人类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你无法想象一个将任何暴力行为都怪罪于基因的社会。
何况在生物界，唯有人类有能力反抗基因暴政，化学阉割不就在通过技术手段，干涉基因性状么？
所以，我不关心人权，我只关心，化学阉割是否利大于弊，就这么功利。
2
但很遗憾，迄今为止，这件事尚未达成共识。
支持一方指出，的确有数据表明：被化学阉割的罪犯，再犯罪率会降低。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助教伯林博士对接受化学阉割的629名性犯罪者追踪调查显示，再犯罪比率仅为8%。
瑞典，冰岛，丹麦和挪威四国也有统计数据显示，化学阉割能有效减少娈童癖者犯案的次数，当地此类案件发生率已由40%减少到了5%。
但反对一方的数据，似乎更具说服力。
加拿大学者汉森曾对近2.9万名性犯罪者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在4到5年内，性犯罪的再犯率仅为13.4%；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5到25年，性犯罪者的再犯率，就增加到35%—45%。而大多数国家（比如韩国）规定的化学阉割时限，就是15年——这意味着，在再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药效已基本消失。
这也意味着，性侵者可能得终生服药，才能降低再犯率。这种药不便宜，如此巨额社会成本，谁来买单？
3
当然，对化学阉割的最大质疑，不是成本，而是：它可以阻止勃起，却无法阻止恶念。
从犯罪心理学分析，性犯罪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是，强行释放无处安放的性欲（即便有色情业的弥合），通常是激情犯罪。对付这种性欲狂魔，化学阉割或许有用。
可怕的是第二种，通过侵犯他人身体，享受征服感，即，通常意义上的“变态”。
事实上，许多性侵者都不是为了满足生理快感，而是心理快感。举个极端的例子，性侵者里有不少是性无能，他们准备的其他作案工具，会给被害人带来更大伤害——在古代，哪怕是被物理阉割的太监，都有“降服”女人的欲念，且降服过程，往往更为变态。
出狱后再犯率最高的，也往往是对化学阉割“免疫”的第二种人。
除了自身的性心理，被阉割者的恶念，还包括仇恨。
化学阉割是有副作用的，除了身体上的（譬如肌肉减少，乳房发育），还包括精神上的羞辱，可能会诱发心理畸形，令罪犯心生仇恨之心。
尤其在中国这种受男权文化影响更深的国家，强制让男性阳痿，只是断绝了其中一种犯罪类型。
被抑制的雄性激素，会置换成对社会的仇恨，挥洒在其他无辜者身上。
你永远无法击败一个纯变态。
那怎么办？
4
从1999年歌手“红豆”猥亵7名男童，将性侵儿童问题搬至台面，到十年后“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掀起舆论狂潮，废除“嫖宿幼女罪”，司法部门对性侵案件的刑罚，一直在不断演化。
但作为一项非必选的“补充条款”，考虑到其成本和不确定性，中国在基础保护措施都不健全的情况下（性教育严重滞后，儿童性保护意识几乎为零）引入化学阉割，除了公众舆论层面的情绪复仇，并不会为社会效能带来正向作用。
在更理性的声音中，相比化学阉割，当下中国最该完善的，是加强罪犯出狱后的控制。
性侵儿童多是熟人犯罪，且由于恋童癖终生不可逆，性侵儿童30%至40%的再犯率，高居各类罪犯之首。
于是有人提议，中国应建立犯罪可查询网络，公开住址等个人信息。毕竟在中国（尤其三四线城市），有的性侵儿童者出狱后，居然继续被聘为老师，简直惊悚。
许多人希望中国的“梅根法案”尽早出台。
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的7岁女童梅根，被邻居奸杀，犯罪者是住在梅根家对面的邻居，已有两次性侵犯前科的恋童癖患者。1996年，克林顿签署“梅根法案”，规定凡性侵儿童的罪犯，假释期间必须佩戴手腕警告标志和电子追踪器，随时向住地警局报告；且当地司法机关有义务公告此人姓名，住所等个人信息，让当地居民及早防范。
美国网站按照梅根法案公布的社区“性掠夺者”照片
韩国亦如此。强奸未满十三岁儿童者，只要检方在法庭量刑时申请定位，就会被强制佩戴电子手铐，24小时监控定位，当他们靠近小学等禁区，管制中心就会发出警告，由区域警官出动了解情况。
只是一次没管住下本身，就被所有人歧视下半生？再一次，圣母觉得公开信息侵犯了犯罪者人权，是现代社会的“黥刑”（在囚犯脸上刻字）。
韩国强制犯罪戴上电子手铐24小时监控定位
再一次，我不关心人权，我只关心，公开信息是否利大于弊。
遗憾的是，实名公开制并非毫无争议。
直觉里，“梅根法案”出台后，犯罪成本提升，美国性侵儿童应该下降，但没有足够多的现实数据支撑这一点。有学者统计了1995年到2008年近10份相关研究，发现没有1份研究能清楚证明公开制和性侵犯罪率下降之间有直接关系。
居民并没有因为知道谁有犯罪历史，而睡得更加踏实。
此外，由于信息曝光，他们受到敌视，2000年后，美国攻击被公开信息的性犯罪者的暴力事件猛增，在缅因州和华盛顿州，甚至出现了性犯罪者被杀害的案件。
有学者认为，信息公开会加大犯罪者回归社会的难度。威斯康辛州的一位性犯罪者就抱怨：既然没人相信我会改变，那我为什么还要改变？于是，继续犯罪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这也意味着，信息公开，也许不是一种理性选择。
也因如此，除了美国和韩国，多数国家并未将罪犯信息完全公开，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做法：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就实行信息登记制，政府要求性犯罪者定期登记包括工作，住址在内的个人信息，但除非特殊情况，信息不对外公开，只为加强罪犯出狱后的管控。
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将在何时全面更新性侵儿童的法律（行文至此，查资料时突然发现，8月25日，“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机制”启动仪式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对曾有强奸和猥亵等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上海闵行将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业，算是一次令人欣慰的破冰）。
但在现阶段，至少化学阉割不是一味解药。
我也不知道解药在哪。现代社会，试图通过直接且唯一的手段解决任何复杂问题，都是一种妄念。
如果真存在解药，也只有一个：作为家长，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尽量给她最好的社区，最好的教育。
电影《素媛》结尾，素媛的弟弟出生了，她看着弟弟，说：“你能来这个世上真是太好了。”
但作为家长，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其实很糟，它不会对你的孩子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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