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期间，西欧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严重，地租、“什一税”、“人头税”、“死手捐”等，税收名目繁多。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逐步兴起，对外贸易日益发展，东方的奢侈品不断地涌入西方市场，使得西欧封建主的物质生活享受不断提高，促使传统的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这一改变使得农民遭受封建主和商人的双重盘剥。
而时常发生的封建主之间的私战、抢劫等灾祸又使得农民首当其冲。这一切使社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粮食歉收，饥荒连年不断。
如在1032-1035年，法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持续3年的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相；从970年到1040年，西欧约有48年是荒年，而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前的1087-1095年间，欧洲又连续发生了7次大饥荒。
悲惨的处境使得西欧的农民大批地逃亡或起义。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未来的农民将希望寄托到了宗教上面。
另外，西欧封建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社会上存在不少出身高贵却一无所有而且成天无所事事的骑士，他们放纵游荡，且不择手段地去恢复高贵的生活，渴望获得土地、财富和农奴。而大封建主之间为了巩固和扩充自己的领地、权力，时常大动干戈。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够使封建主和骑士的欲望得以满足。因此，向富庶的东方世界发动进攻，就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追求财富的愿望。
11世纪后，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英国等的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社会上层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即使和东方有较为密切往来的意大利城市商人也因当时西亚、北非贸易枢纽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里而束手无策。
由于拜占庭帝国的衰败迹象已经出现，阿拉伯商人轻而易举地切断了东西方贸易的海上通道，流入西方社会的东方商品，经过重重关卡、过境税的层层加码，已经使得西欧商人无利可图。
因此，对于以意大利为首的商人阶层来说，要获得高额商业利润，必须同东方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其前提是控制地中海东岸，打击或者消灭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西欧社会各阶层摆脱困境的愿望，使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着骚动不安的因素，这一切交融在一起危及到了封建统治，也使得西欧社会在11世纪后处于一个极度紧张的状态。
此时。“唯有处在万流归宗地位的天主教会有能力为这些不安的力量寻找一个发泄口。”恰巧，东征成了这样的一个发泄口，教会便借神圣战争之名组织殖民运动，给予群众的反封建情绪一条发泄之路，从而使得西欧内部矛盾得以缓解，封建统治得以巩固。
“十字军东征在当时的西欧是一次国际性的事件，也是一次全国性的事件。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中……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在为统一行动而疯狂。”
历史学家汤普逊曾经说过：“十字军最有趣也是最伟大的表现在于11世纪觉醒的集体意识或集团心理运动。”它是“由许多复杂力量和个别运动凝聚交合而成，十字军的根苗深埋于中世纪的历史土壤里，其中最长而又最深的根苗便是朝拜‘圣地’的惯例。”
朝圣早在公元3 世纪左右就已经在耶路撒冷开始，基督徒们相信来世观和现实罪恶观，为了躲避受罚或者洗刷冤屈，人们都激烈地渴望去朝圣。
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半个世纪的荒年阶段。
到了11世纪，欧洲朝圣的人数猛增，以前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所取代。在这种狂热的宗教浪潮的席卷之下，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宣称“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补赎”，因此人们都把东征看作一条灵魂救赎的道路，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
（作者：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