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开放和昌明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对武将和文人都比较宽容,为什么这个朝代还会有文字狱呢?因为苏东坡生活的年代发生了一件大事儿——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朝廷很多人反对,反对派的总头目是砸缸的司马光,苏东坡算是其中的一个二级头目。
从变法开始之后,苏东坡就一直唧唧歪歪地唱反调,换到40年前的通俗讲法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但是苏东坡是文豪啊,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天不写东西就浑身不舒服,所以他发的牢骚都在自己的诗文里面。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也是文学史上所称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率真,在朝为官明知与当权者相左,但仍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看风使舵,坦然的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风云。
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苏轼前半生几乎是一帆风顺的,直到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在弟弟及众人的努力下才保住性命。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此苏轼在黄州度过了五年的谪居生活。
在黄州的生活非常拮据,他亲身垦荒种地,又筑室郡城东门山坡,因字号“东坡居士”遂缘自适的思想使他在适宜中得到解脱,后来他的官一贬再贬,离别亲人,白首投荒来到海南。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依然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的确,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足迹何止万里?但是,尽管不幸接踵而来,他却从未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渝,不管历经多少磨难,九死不悔。
苏东坡的一生可以说是挺坎坷的了,但是面对这样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苏东坡却安然活到了64岁。在古代,这个年纪已经算是很长寿了,然而苏东坡到老了也依然是非常精力旺盛的,这跟苏东坡的乐观精神是分不开的。那么一生坎坷的苏东坡为什么可以保持这样的乐观呢?
“达观好动”,是苏东坡极力倡导的养生观。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多次遭贬,辗转流离,还受诬入狱,几被处死,但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一直都注意在锻炼身体中保持乐观的情绪。
即使在最不得志的时候,他也不甘寂寞,或泛舟、或登山,尽情领略山川古迹风光,努力从苦闷中解脱,给自己开拓出一片辽阔天地。
他在政事之余,犹爱关心平民生活、兴利除弊。在各地任上,都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苏堤”、“东坡肉”的命名就铭记了他的政绩和人们对他的深情。
千百年来,苏轼在逆境中以豁达的态度谱写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苏轼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从容坦荡、豁达超脱,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