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早年投身革命，一生经历过无数的风浪，也遇到过数不清的危险。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做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总理身边的安保工作成了重中之重，所以相比过去，自然要安全许多了。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周总理却有了一次非常危险的经历。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代表5个发起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邀请中国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认为新中国应该打开大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月10日，周总理复电表示同意参加。
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特殊。出席万隆会议的国家共有29个，其中有6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剩下23个则还是和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一旦周总理出席了万隆会议，势必会让新中国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是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因此他们便想方设法要进行破坏和阻挠。
由于在1955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远程飞机，所以只好借用印度的飞机。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此前未曾到过中国，所以经过商讨决定，总理一行人先到达香港，再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飞往印度尼西亚。
4月初，离中国代表团出发还有几天时间。缅甸总理邀请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到16日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万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于是，中国代表团临时改变了行程，周总理一行人先去缅甸仰光，再从那里飞往万隆参加会议。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外，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三人，也随中方工作人员一起前往香港乘坐包机飞往万隆。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特务用60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周梓铭（化名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结果，当飞机从香港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严重受损，紧急迫降到海面上，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只剩3人生还，他们是：副机长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检修师卡尼克。当然，谁的可以想像的到，这次人为造成的空难，刺杀目标显然不是机上的遇难者和幸存者，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就这样，因为一次临时的改变行程，周总理成功躲过了一次劫难，否则后果简直无法想象。不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机上人员遇难的消息还是让周总理非常难过。他再三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将这些遇难的烈士带回北京，并尽量给烈士家属最妥善的安排。后来，为纪念这些遇难者，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修建了一座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着11位烈士（包括三名外籍工作人员）的简历，底座正面刻着烈士们殉难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