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避讳这种事，在宋以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严的过程的。
中间也有一些波折，有时候松弛一下，有时候重视一下。但总体来说，是越来越严的。
先以东汉为例。
东汉和西汉，是避讳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很废话是吧？其实不是，因为这两汉带来了一个对皇帝姓名的避讳要求，即所谓的“讳训”。
例如：
刘邦，邦字应改为国，《说文》里说，“邦，国也”。
再比如刘恒，恒字应改位常，《说文》里说，“恒，常也”。
再比如刘彻，彻字应改为通，《说文》里说，“彻，通也”。
这是西汉的例子。我们再看东汉的例子：
刘秀，秀则改为茂，这是因为《广雅》里解释“秀，茂也”。
刘庄，庄改为严，这就是题主找到的这个。改为严有个出处，《论语》的“为政篇”集解里有“庄，严也”。不少人因此改姓，连庄子被汉人所称，也要改名严子。连带“老庄”都要改为“老严”。
（项羽名籍，他活跃的时期，就有人为了避这个籍字，而把姓改成席。）
因为两汉君主太多，所以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说了这些例子，题主不难知道，所谓的避讳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要知道，在封建的独裁体制中，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封建制度的专制性。一个字，只许一个人用，在当时那种识字率相当低的情况下，是对有资格识字的人，即那些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及帮凶的那些人，炫耀封建独裁者的无上权威的良好工具。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东汉中晚期的人，但即使是到了他那个时期，他在他的书里，写“秀”字条，依然只能写“上讳”。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里加了篆字的那个“秀”字，是后人改上去的。
但是，是不是有这些规定，就一定严格执行了呢？
大家都知道，专制政权也好，还是什么其他政权也好，都是力图将各种社会生活控制在手里的。统治者们都很清楚，只有控制住社会，他们的统治才会稳固。社会生活的发展，往往是无法得到全面的控制的。在各种权力的之间，往往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供人们自由发挥。
而事实上，只要统治阶级中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就一定会慢慢扩散开来，从皇帝开始，逐步蔓延到皇族，从皇族甚至蔓延到后族（外戚），从死去的独裁者的名字避讳蔓延到活着的独裁者的名字也要避讳。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避讳的范围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两者就造成了矛盾。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例外的情况，不避讳的情况了。
有一种认识，认为单名的趋势在两汉时期非常明显和避讳有关，因为相比较双名，单名避讳更容易一些。例如，汉宣帝原始双名“病己”，元康二年就为了避免大家犯讳，而改单名为询。
双名变单名，有不少人怀疑是西汉末王莽规定的（“中国不得有二名”）。但事实上可能王莽只是针对这个发展趋势做了明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单名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重名，对各种大姓而言，都是如此。）
还有一种避开避讳的情况，就是引用古代文献。古代文献往往诞生在当代乃至当朝以前，今天的避讳古代还没有。在引用古代文献的时候，当事人会尽量修改符合今天的要求，但挂一漏万总是有的。至于到底是不是挂一漏万，那得去问当事人自己。。。。。。
当然，对照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前朝的避讳，今朝不必再讳。例如东汉学者著作，写西汉事，往往就不避讳了。
出现这些情况，就充分说明，封建的专制体制的注意力永远是注意当下的，对之前之后往往不太重视，而这也就带来了“管得住口，管不住笔”的问题了。
当然，对比汉代这种字还比较好认，单名也比较好改的时代。宋代的避讳，那叫一个装逼。
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五胡乱中华，之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人口逐步汉化，大部分人改名改姓都是无所谓避忌怎么方便怎么来的（贵族相对比较注意）。单名逐步被双名取代，就是这个时期的发生的事情。
之后又是隋唐五代，到入宋之后，避讳讲究就彻底走上了一个高峰。
随便举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俗称赵大，其名应避匡、胤二字。他弟弟本名赵匡义，俗称“赵二，他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为避其兄的名讳，于是连个匡字都保不住，改名叫“光义”，这就是赵光义这个名字的由来。
弟弟都保不住名字，何谈其他，来几个冷知识：
庐山当时名匡庐山，因此避讳宋太祖，于是改名庐山。
搞宋代史的人都知道的定国军，其实是从匡国军改来的。
廖匡图这种人名，也要改名为光图。
（蒙古和北方学者文化素养比较差，编纂《宋史》看见文献就往上抄抄抄抄抄，管你什么廖匡图还是廖光图。于是《宋史》里既有廖匡图诗集，又有廖光图诗，其实这两个名字是一个人。）
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个字，字体类似的框、眶、筐等十七个字，胤字连同笔画类似的三十七个字，也给一概避了。
大家想想，门框不能写门框，眼眶不能写眼眶，连竹筐都不能叫竹筐了！这日子过得下去么？
这些避讳的字，对宋代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是一件非常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的事情。
本文作者：经略幽燕我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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