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抗战形势空前恶劣。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中国的许多重要工厂和机构都紧急撤往西南。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迁到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可是，随着南京沦陷后，长沙也时常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此形势之下，长沙临时大学也被迫撤往云南昆明。
当时撤退线路共分三条，第一条由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带队，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港，再由越南海防乘火车到达昆明。大多数教师、家眷，以及部分女同学走的都是这条线路。学校的图书、实验器材、仪器、标本等物品也都是通过这条线路运送至昆明。
第二条线路是由冯友兰、朱自清等十位教师负责，从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乘汽车经柳洲、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直至越南北部最大城市河内，从那里转乘火车入昆明。这条线路的人数最多，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没走第一条线路的女同学都是走这一路。
第三条线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走这一线路的师生给队伍取了个很有个性的名字“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师生共三百多人。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中将黄师岳担任团长，负责指挥一切。“旅行团”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人出发之前，发给黄色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每人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
一场人类教育史上空前的徒步迁移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将要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越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古山，步行距离长达3600里。
当时，湘西境内到处都是土匪，一些大的土匪势力都有数千人之众。而“旅行团”一共才三百多人，且绝大部分都是文弱的学生。带队的黄师岳将军和几位教授都很担心“旅行团”遭到土匪袭扰，可幸运的是一路过来都很顺利，根本没看到土匪的影子。当然，这种幸运其实是有前提的。原来张治中早就命人和境内的土匪势力打过招呼，如果谁敢向学生们动手，那必然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平时彪悍无比的土匪们谁也不敢打扰这个“旅行团”。
不过，“旅行团”面临的困难还是非常多的。由于经费紧张加上需要赶路，他们每天只能吃难以下咽的干粮。至于住宿条件，那就更加不容易解决了。由于学生人数众多，而且都是突然到访，每到一地都只能匆匆做出临时安排，学校、礼堂、戏园子都是学生们最经常的过夜场所。至于身上的虱子、跳蚤，一开始还让人难以忍受，可时间一长，就几乎没人在意这些了。
虽然徒步的过程非常艰辛，不过“旅行团”的师生们在沿途中还多学科地进行科学考察和沿途采风。他们在沿途不断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和矿石，采集了数百首民歌民谣……原本一场艰难的长途跋涉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变成了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了行程的终点昆明。得知“旅行团”来到的消息，整个昆明可谓是万人空巷出来迎接。黄师岳将军向北大校长蒋梦麟移交了三百多名师生，整个“旅行团”无一人伤亡。
随着“旅行团”的来到，长沙临时大学撤退的全体成员终于全部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从此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