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康熙第四子，在争夺帝位斗争中，以广结党羽、势力强盛而获胜，于1722年继位。不久，即除年羹尧、隆科多，还监禁并处死与其夺帝位的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并兴文字狱，如吕留良、曾静等诸案。
不过，以此同时，雍正帝还实行“摊丁入亩”，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设立军机处等增强国家实力的举措。
于是，人们对雍正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
据说，雍正很信佛，还用和尚参与朝政，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八阿哥胤禩案、九阿哥胤禟案等，都有和尚的身影。
那么，雍正皇帝为什么信佛教呢？
我们来看雍正的一首《自疑》的诗，诗曰：
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袖人间个野僧。
在诗里，他自称为“野僧”。
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即雍正二年（1723年）七月初二日，雍正在大将军年羹尧上的奏折上批了一段与奏折内容毫不相关的话，他将自己比为和尚，又戏称怡亲王允祥为道士。
四年后，即雍正六年，黄河突然变清。谚语言：“黄河清，圣人出”，蒙古各部落王公请求诵经祈福，以庆祥瑞。雍正说，如果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雍正已经自称教主了，这可不再是一般的佛教徒了。
参予，并为雍正筹谋划策。雍正果真用和尚密参朝政了吗？民间传说可靠吗？
乾隆朝编纂的官书《清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一生的言行，应该说，这是研究雍正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说，说《实录》较为可靠，是因为《实录》并不全部照实而录，它有许多溢美之词和不实之词。像诸如用和尚密参朝政之事，这是不光彩、不名誉的，在《清世宗实录》上根本不见踪影。而从零星的清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民间传说事出有因，并非无影造西厢。雍正毕生崇信佛教。他在晋封为雍亲王以后，曾在藩邸建立京师大觉寺，并选一和尚作为替僧（替身）。雍正即位后，仍与和尚过从甚密，十分引人注目。雍正亲自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并干预梵宫事务。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未受戒的佛教信徒，是在家研究佛学的人。
雍正曾作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袖人间个野僧。
在这首诗里，他自称为不着僧服的“野僧”。
雍正二年（1723年）七月初二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给朝廷上奏折。雍正一时兴起，在奏折上批了一段与奏折内容毫不相关的话，他将自己比为和尚，又戏称怡亲王允祥为道士。
雍正六年（1727年），黄河突然变清。俗话说：“黄河清，圣人出”，蒙古王公请求诵经祈福，以庆祥瑞。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雍正在这里己不是比作一般的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不仅如此，雍正曾重用文觉禅师，不仅为他安排起居住处，还让他参与国家机密要务，如大将军年羹尧、皇舅隆科多、皇弟允异、允唐等大案。
不过，自始至终文觉禅师只是作为雍正的参谋，当然其作用不可小视。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七十高寿，雍正帝让他往江南朝山，随行仪仗队如同王公大臣一样，所过之处，官员无论大小，都顶礼膜拜。可见，文觉禅师的身份是多么的特殊。
因此，有人认为雍正信佛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即宫廷斗争等让他疲惫不堪。
要知道，雍正从小喜读佛典，广交僧衲，被公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康熙五十年（1711），雍正在章嘉国师指导下实行禅坐，破初关、重关，次年透最后一关牢关，自认为“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俨然以法王自居。
登基后，雍正还御制一套120万字的佛教典籍。囊括了他亲自编著的佛教禅宗语录《御选语录》（十五卷，其中卷十二是他自己的《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以及其亲自汇编的佛经摘录《御录经海一滴》，以及《御录宗镜大纲》和《御制拣魔辨异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