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3日，沈敦和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他手里是一封刚收到的电报：“以两军死伤过多，请即亲率红十字会中西医队迅速前来战地，普救同胞。”
电报来自战火正炽的武汉汉阳长江上的一艘兵轮。13天前，在那里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
沈敦和在上海是位名人。他先后出任过上海江南水师学堂的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淞沪铁路的总办、上海闸北巡警卫生处总办等职。但此刻沈敦和更为人所知的身份，却是7年前创立于上海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中方办事总董。
正是“红十字会”这几字的头衔，让沈敦和无法平静。前线两军对阵，每天都有人在死伤，早一天上前线救治，就早一天挽救许多生命。
但也是“红十字会”这几个字让沈敦和不敢不谨慎行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经停止运作4年了，现在的红十字会归“大清红十字会”管，这“大清红十字会”怎么会批准这种行动？
沈敦和对“大清红十字会”没好感，一天之内就做出了决定：管它什么“大清红十字会”，撇开它，自己组织人马上前线救人去！
日俄战争催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在1904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红十字会”这几个字。瑞士人杜南于1863年创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时，中国正处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与清王朝最后决战的年头。
到后来，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催生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彼时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已经跨越欧、美、亚等大洲，得到数十个国家的承认和参与。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的红十字组织“赤十字社”来到中国战地，他们不仅救日本人，也救中国人。
日本在1877年成立红十字组织，到甲午战争时，已加入国际红十字会7年。在战场上对敌我双方的受伤士兵都予施救，这是红十字会的国际惯例，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匪夷所思。
当时的清朝军队还有过伤害红十字队员的行为，受到西方人的讪笑，这一切对国人刺激甚大，一时成为媒体上的舆论热点。
那一年的《申报》上有人指出，红十字会是国家文明的标志，而今天的世界各国，“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中国是文明大国，本应最重仁义，怎能让士兵在战场悲惨呼号，让别国嘲笑我们是野蛮之邦？
真正催生出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的，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那一年，日俄两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开战，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宣布“中立”。而中国的老百姓深受其害。
在开战前，日本曾经派船接走本国侨民及别国洋人，开战后，清政府的官员也想派船去旅顺接本国难民出来，却被驻当地的俄国人拒绝。消息传来，各界震惊。沈敦和与一批上海的绅商们决定要做些什么。
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一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中国历史上，历来不乏由士绅出面主办善会的传统，但这个东三省普济善会，却加上了“红十字”的称号。
他们的目的是让交战的两国军队，都能按红十字的国际惯例，为他们的救援提供方便。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组织实际上不伦不类，恐怕难以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
沈敦和对他的朋友们说：“红十字会之设始于瑞士，遍于环球。独吾国向不入会。以不入会之国而欲设红十字会，外人必不承认。不承认，则不允入战地以救民。事亟矣！”
沈敦和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找到这位在华传教士中的领军人物，请他帮忙，说动在华的英、法、德、美等国代表，共同成立一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样的红十字会，日、俄还敢不认可？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点子。1904年3月10日，在沈敦和、李提摩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宣告成立。
由“万国”走向“大清”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完全不同的组织。它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45名董事组成，从中再推出9名“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包括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董、李提摩太等，华董2人，包括沈敦和。而清政府，这时因“局外中立”并不出面。
李提摩太在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
华董们决定先期募捐银5万两。他们向各省发“拨助捐款”的通电，又在《申报》上登出劝捐启事。到了5月，他们已募到了20万两白银，清廷也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了内帑10万两。
当时日俄两国虽允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行动，但只允许他们在战场之外救援，救援行动实际以接救难民脱离险境为主。中国政府方面则免收万国红十字会的电报、轮船和火车费用，沪汉之间的火车也予以半费。
据统计，一年多里，万国红十字会共接运131177名难民脱离险境。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在牛庄（今营口）设立战地医院。
这里集中着在此避难的东三省各国传教士，医院主要由西方医生们负责，为难民们疗伤并设立难民庇护所，整个行动中，共救治伤员26000人，出资遣难民返乡者2万人。
战事结束以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继续赈济战区难民。3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此次行动全部是志愿行动，不支薪水。
到1907年，日俄战争已结束两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正式宣告终结。在万国红十字会完成使命后，应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这也是沈敦和们的愿望。
但是，盛宣怀与沈敦和的想法并不相同。1910年2月，朝廷任命盛宣怀成为政府任命的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盛宣怀希望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中国”变“大清”，两字之差，却是红十字会由民办变为官办之意。盛宣怀在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明白：不如把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清廷民政部门，由政府办理。
将民办改为官办，可以让盛宣怀这位官派会长在红十字会中拥有实权，这恐怕是盛宣怀积极推动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的动力之一。
1910年1月，大清红十字会的6条试办章程推出，关于红十字总会所在地，清朝军谘处提出应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其余红十字会设施均应配合军方需要并隶属军方指挥，更提出总会在会长之上应设总裁一职，由清廷亲贵担任。
而上海的绅商们则忧心忡忡。沈敦和向盛宣怀“力陈利害”，他说，如果红十字会归军方筹办，遇到有战事时，只能随本国军队后方行动，这与原红十字会的中立宗旨相悖。况且，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系募捐中外捐款所成，难以归并。
然而“大清红十字会”的关防已经在铸造中。1910年5月16日，这枚大印送往上海，6月5日，“大清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
民间慈善的辉煌演出
1911年10月24日，也就是沈敦和收到汉阳电报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在上海的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这个“万国董事会”仍依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形式，由推举出的14人董事会领导，沈敦和与英国按察使苏玛利出任总董。
就在“万国董事会”两天后，盛宣怀因“保路运动”被清政府罢官。11月13日，清廷宣布由吕海寰接任大清红十字会会长。但沈敦和在上海已经另辟新径干得热火朝天，根本不听他这位官派会长的招呼。至此，中国红十字会分成京、沪两会的格局，已经形成。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出以英国医生柯师为首的战地救护队。与日俄战争时一样，不分“革（命）军”还是清军，一概救治，但与日俄战争时不同的，是这次救护都是在战场之内，救护队员的危险系数大大增加，而清军还有多次“误击”。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二件事，是募集资金。募捐的广告随即在《申报》等新闻媒体上刊出。另一种集资的手段，是征集红十字会员。当时将红十字会员分为三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和正会员。交纳会费200元，可以当特别会员，交25元，就是正会员。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三件事，是埋葬死者。
在“万国董事会”派出医疗救护队前后，大清红十字会的各地分会纷纷成立，加入行动。据统计，辛亥革命期间，各地设立分会65处，建立分会医院30余所。
此外，民间还有各种慈善组织自发加入救护行列，比如“战地慈善会”、“上海救恤分会”、“学生救伤社”、“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等等。
其中最抢眼的，是有“穗城奇女”之称的张竹君率领的“中国赤十字会”。这位女侠平时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穿街过市，被称为“女界的梁启超”。
在战地，她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随走随包扎伤员，直至两手尽肿，高烧病倒，几次险些送命。甚至有人把她比做“南丁格尔（英国著名战地护士）之再见”。
然而，这是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战地救护的最辉煌也是最后的演出。
彻底转为“官办”
1912年5月7日，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3月，大会通告发到了北京，这时，清廷已倒台，刚刚上任的民国总统袁世凯命令红十字会自筹经费自己派人去，这就把红十字会京、沪两派的矛盾给挑开了。
京、沪两会都各自派了自己的代表，出现在华盛顿的会场。为了“免伤本国体面”，代表们发表声明说，中国的红十字会总会及办事员均在北京，凡有关会务函件都应该发给总会会长吕海寰。这一来，北京总会算是扳回一城。
华盛顿大会之后，两会合并已经不能再拖。这时候，北京政府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京会的吕海寰。而吕海寰虽有官方的支持，但在募款、医疗、救济等实际工作方面，缺乏能力和资源。
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统一后的红十字会总会在北京，由吕海寰当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
这一妥协在当年9月2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的红十字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沈敦和同时还出任红十字会“常议会”的议长，这个常议会握有对总会资产的管理和监督权，实质上成为总会的决策机关。
10月30日，中国的红十字会的“统一大会”正式在上海召开。吕海寰觉得虽有会长的正统之名，却实际没有对资产的控制权，他以事务太多为由没有出席上海的这两次大会；而沈敦和说，把会长让出来，他此举是“不被虚名，力求实际”。
不仅京沪双方对此结果感到委屈，政府对这个结果也不满意。1914年，民国政府自行宣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11条，强调政府对红十字会实行监督、管理的权力。不过，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也由于上海方面的软磨硬泡，这些条例也一时无法贯彻。
到了1919年，不耐烦的政府终于觉得非要拿掉沈敦和了。4月29日，政府直接任命蔡廷干为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至此除了辞职，无路可走。失去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一年之后，1920年7月9日，沈敦和因病逝世。
3个月之后，吕海寰也辞去了红十字总会会长职务，政府任命汪大燮接任。此后，红十字会一步步地在中国失去独立地位。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管理条例，1934年，红十字会根据政府法令彻底改组，常议会不复存在，变成为理事监事会。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最主要的工作是辅助政府做战地救护工作。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
（作者：黄艾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