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主人翁--作为进入西方文化“中心”的人物，是不可能直接融入西方当地文化的，不过他们也认同当地的文化风俗。
如在小说《我的美国同学和了老师》中，最初“我”穿“浅蓝色牛仔裤，白色网球鞋，粉红色毛衣”，普通，规范。但在文学写作系里却很扎眼。因为“我浑身上下太没有什么扎眼的了”。不像美国同学：男的，故意把棒球帽戴反了—帽檐儿在后脑勺上；女的，裤子“臀部上方被掏了个窟窿，露出一块皮肤，上面纹了只蜘蛛”。还有“我”写了一个乞丐的故事，表达了我对其同情。而美国同学的看法：“乞丐是一种职业”，不存在可悲的问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认同了：既不承认我对同性恋的“反感”，也不流露对女同学晚上去当“脱衣舞演员”的惊讶或蔑视的表情，甚至收起我的“粉红色的毛衣”因为“我也有人的合群本性”。
在《大陆妹》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作为边缘化群体的移民们，即使是认同，这份认同在自己的母体文化被漠视下显得很心寒。
如《栗色头发》里，“我”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美女被一家绘画俱乐部选中做模特儿，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很认真，但是没有任何绘画天赋，将我画得很难看，可因为她是残疾人，所以“我仍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然而姑娘却十分自信地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移民者们就这样处在被漠视为“不在”的尴尬境地，而自翌西方文化的代表者们，却总是居高临下地“肆虐”东方文化。
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亚当是一个美国的同性恋者，却想要借助一个东方女人来为他生儿育女。“你们这种人又怎样呢？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求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他嘲弄，监控，甚至是辱骂着我，只因为在他眼里，“我”所代表的是十二亿的“劣种民族”。
这是一场无性的生育交易，暗示西方资本对东方的入侵。
不过，《扶桑》的克里斯，却是一个“拯救者”。为了将扶桑从妓院中拯救出来，他背叛了自己的家族。但是当扶桑真的出来时，克里斯却有了“嫌恶”的表情，不再痴迷。
以上人物，集体反映了他们在所居住的区域，受到当地文化的“侵袭”，却无可奈何的心境。
于是，严歌苓当然不能放之任之，她通过一群生活在底层的人物，要为他们“伸张”。
《无出路咖啡馆》里的“我”，在打工的餐馆感到“俗艳”与“反胃”，“我”无端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肆意骚扰后，断然拒绝了美国外交官安德烈的追求，给白种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以沉重一击，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少女小渔》里的小渔，心地善良、优雅含蓄、平和细腻。尽管她与澳大利亚老大爷只是一种利用关系，用假结婚来达到移民的目的，不过一旦住到老大爷家里，发现里面十分脏乱，就偷偷打扫卫生。
在取得身份后虽然就要搬走的，但他想到的只有自己搬走后“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她的手能变好些，世上没有理由应被糟蹋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
其实，小渔正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这个贪婪吝啬自私的老头。
严歌苓用这些“弱者的宣言”来证明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用自己身上传统的东方文化向西方文化要求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