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再植”字面解释就是根据外部环境，再次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
实际上，“精神再植”是严歌苓小说中的每一个移民人物都要面对的，其中不乏不被认同的痛苦，让他们在“在”与“不在”中挣扎。作者用其一贯的忧伤来诉说着这种痛苦，并寻求解决的方法。
因为这些“移民者们”为了尽快融入外国社会，摆脱文化、精神方面的困境，都进行了精神的再植。
不过，远离家乡的孤独和异域文化的碰撞，引发精神危机。因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失眠者的艳遇》里的“我”，一个孤独的失眠者，原以为到了美国，可以将失眠的痛苦抛弃在大陆对岸。“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然而好景不长，远走高飞的短暂愉悦消失之后，在生存的压力下,“我”重新陷入失眠状态。“我”执拗地寻找那挺远的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同样的是失眠者，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的意义，我也不再是个孤独的失眠者了。他是我内心中最后一线希望，有“他”的存在，我在这个国家就有了知音。我和这个国家就还有对话的可能。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名字和号码，却始终没打电话—我害怕对话，更害怕自己一直守望的是一个“真实”的虚无。这个失眠者，一个年轻的从未出过门，没人认识的男人，最后自杀。“我”一直自以为的精神支柱，也仅是孤独中产生的一种荒诞的，自恋式的误读，臆想中的精神归依也告失败。
《屋里的阁楼》的申沐清，随女儿申焕移居美国，女儿未婚男友美国人保罗常来过夜。他总觉得保罗对女儿实施了性虐待，因为他似乎夜夜听见女儿哭得很惨痛。甚至看见女儿嘴唇和手腕上的伤痕，不知是否幻觉中还听见女儿嘶哑的夜哭声中夹了一声“爸”这是他对女儿超出父爱意欲的潜意识显现。早年丧妻的申沐清与女儿长相依为命，移民海外后，异域的孤独使他对女儿产生了病态情感--女儿找美国男友而精神崩溃。申沐清甚至下毒药要毒死女儿的男友。最后自己却喝了，以死来结束自己移居美国后的迷惘与失落。
而《红罗裙》里的海云，其精神危机则是在压抑的生活中对情爱的索求中产生的，她几乎不用考虑经济问题，而事实上，她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却更大。她们有着“女主人”的称呼，却没有女主人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