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曾说过：“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棵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她就是借着这种伤痛，形成了一个个故事。
我们知道，严歌苓作品很关注移民生活的精神，但是中西价值观念往往会起冲突。
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受到“拾金不昧”的教育，并认为这是种美德的教育（没错）。不过，在西方社会，不在她家地产上，谁捡到就归谁。
在《栗色头发》里，“我”在娄贝尔夫人家当差，当“我”知道娄贝尔夫人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只耳环时，一直提心吊胆，总觉得夫人在怀疑自己。“我”后来在门外草丛里发现了那枚蓝宝石耳环，“十分激动，以为老太太不必再以它折磨人了，我也不必敏感，从老太太话里找刺儿往自己心里戳，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嫌疑，在这里安生住下去”。等娄贝儿夫人回来，几乎将她堵在门口，就将那颗蓝宝石捧给了她。没想到她只是客气的说了声“谢谢，明天我把它带到首饰店去鉴定一下。”然后问道：“不过你有把握它的确在门外草地上？”蓝宝石的失而复得倒引起了娄贝尔夫人的怀疑，这对我来说是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娄贝尔夫人和“我”都是以自己民族固有的生活经验来对待比并处理问题的，她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因此产生了错位的思维。
《簪花女与卖酒郎》中的齐颂，一个纯真的女孩，因为只懂“Yes”和“No” ，所以对别人所有的问话都只说这两个词，答比不答要好，起码答对的机率有一半。在酒吧与卡罗斯相见后，与他一见钟情。然而，由于不能表达爱意，最终只得与卡罗斯失之交臂，难逃被卖掉的厄运。
正因为有了中西价值观念的冲突，海外谋生成为一个难题。
《茉莉的最后一日》里的郑大全，为了让自己怀孕七个多月的妻子不致跟着自己挨饿，整天穿梭在一栋栋的楼房里，磨破嘴皮，只为能推销出一点产品，换取能够保障生活的一点财物，然而等待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诸不知，即使是本土的推销员，也很难获得信任，何况他还是个外来人呢?好不容易贱卖出一张床，回到家里却惊闻妻子因大出血被送去医院，可谓得不偿失。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一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因为丈夫的无情的“dump” (抛弃)，而不得不为一个同性恋充当一个无性的生育工具，用交易的方式来维持生活。
还有《拉斯为加斯的谜语》里哪个来自大陆的化学教授薛老头，为了让女儿摆脱给别人做小三的境地，能开始自己的生活，竟迷上赌博，并为此家徒四壁，整日的主题就是躲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