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宗教、哲学、伦理、建筑雕刻、语言文学以及生活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分为两类——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佛教的发展和盛行对我国志怪小说影响，除了在故事中表现佛教的观念思想外，就是直接将佛经的寓言和传说改写成志怪小说。当时的一些志怪小说故事，其构思、幻想形式以及主要情节都直接来自佛经中的寓言或传说，使志怪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
其次，佛教对中国的文学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佛经的翻译有关，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四曾载：“音韵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在健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儒佛，吟诗作文，并造经吹新声。此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起了催化作用。杨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的情况，他的作品使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此外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丰富了想象的世界。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三生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于此同时，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大大丰富，如“姻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词语。
此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还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发展要符合历史社会的发展规律，佛教的发展也是一样。当佛教发展过快过猛时，就会在经济上侵犯世俗地主的利益；政治上干扰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思想上冲击儒学正统地位。
这样一来，肯定会受到封建官僚从儒家立场出发，从纲常理论角度去批判、否定佛教思想。如东晋恒玄限佛，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
当时，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理论斗争，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理论价值，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儒、佛关于沙门敬王之争；儒、佛关于“黑白论之争”；佛、道关于“夷夏论”之争。
其中佛、儒关于神灭论之争，齐梁之际，范缜著《神灭论》对佛教所谓的“神不灭论”进行了批判，由于梁武帝佛，他组织了一批名僧、名士撰写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反击，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次关于形神关系的大讨论。范缜及其反对者基本上是中国式的、玄学化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实际上，佛学也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玄学，即以《老子》、《庄子》、《周易》这几部书作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现实政策而发展成的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它研究体用、有无、本末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的发展。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可谓佛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