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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
时间进入1916年5月，傲慢的第二帝国不无忧虑地发现自身处境并不乐观。由施利芬提出、并被大总参谋部和军官团们视若瑰宝的“旋转门”战略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西线速胜，反而铸就了凡尔登这个深不见底的血肉磨坊。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局势将越来越不利于德国。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英国的远距离海上封锁战略也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发挥着作用，开始勒紧德国的脖颈。
鉴于水雷和鱼雷技术的发展，在战前德国海军认为英国海军无法维持长久以来惯用的港口封锁（closeblockade）战略，他们还估计皇家海军不可能彻底放弃港口封锁战略，因此后者将会交替执行港口封锁战略和远距离封锁战略。这样一来，德国公海舰队理应获得大量在熟悉海域发挥鱼雷艇和水雷优势的机会，从而与在主力舰数量上明显占优的皇家海军周旋。这一设想对于公海舰队来说当然非常理想，他们尤其指望在开战之初作为英国皇家海军主力和精华的大舰队便会杀进赫尔戈兰湾。公海舰队在战前的全部作战计划，甚至包括部分造舰思路都基于这一设想。但显然，如此理想的设想是很一厢情愿的。
实际上，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海军出入大西洋的航路只有两条，即狭窄的丹佛海峡，以及苏格兰最北端与挪威之间的北海海域。一旦皇家海军能够实现对以上两条航路的封锁，德国海军便无异于瓮中之鳖。鉴于这一先天优势，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皇家海军最终确定的战略便是远距离封锁。即通过保持大舰队的存在，阻止公海舰队突破封锁的冒险尝试，从而卡死上述两条航路，扼杀德国的海上货运。
这样一来，双方各自的战略便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战争之初，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杀到本方海域来求战。尽管双方的这一期望都落了空，但双方主力舰队不交战的状况对两国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德国外相戈特利布·冯·雅戈
对英国而言，维持本国的海上运输、切断德国的海上运输、限制公海舰队的活动范围便足以达成其最低战略目标。当然英国上下，从首相到普通民众都更希望皇家海军采用更主动的进攻性战略，以迫使公海舰队决战。但这种期望主要来源于民众对特拉法尔加式胜利的渴望，而并非战略本身的需求。至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欲求决战却几年而不得的窘境则被民众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对特拉法尔加式胜利的渴望自然会演变成政治上缓慢而沉重的压力，这也是造成了英国先后几任第一海务大臣下台的原因之一。但对正遭受封锁的德国而言，海上的僵局就如一个不断收紧的套索，这个套锁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第二帝国呼吸困难甚至最终失去战斗力。这种战略上，当然也将体现在政治上的沉重压力将迫使第二帝国去寻求一个打破英国海上封锁的途径。
于是，海上的态势对公海舰队提出了打破英国封锁的战略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战略要求却是摆在公海舰队总司令舍尔（Sheer）海军中将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北海上，与数量明显优势的大舰队进行堂堂正正的决战显然是一种自杀行为。对公海舰队而言，与大舰队实力最接近的时刻大致是1914年12月公海舰队突袭斯卡伯格（Scarborough）前后，当时大舰队与公海舰队可集中的战列舰及战巡数量比分别为22:14和4:4。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双方主力舰在数量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1914年8月~1916年5月间，大舰队共新增14艘主力舰，即3艘原由外国订购的战列舰“加拿大”号（Canada）、“阿金库特”号（Agincourt）和“爱尔兰”号（Erin），2艘“铁公爵”级（IronDuke）战列舰、5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QueenElizabeth）和3艘“皇权”级战列舰（RoyalSovereign）以及战巡“虎”号（Tiger）。公海舰队则之增加了4艘“国王”级战列舰（K?nig）、1艘“巴伐利亚”级战列舰（Bayern）和2艘“德芙林格”级战巡（Derfflinger）。除去主力舰损失和移籍，1916年5月底，双方一线战列舰数量比已经变为33:18，战巡比则变为9:6。除了数字本身之外，大舰队新增战列舰的质量也比原有战列舰优秀得多。“伊丽莎白女王”级和“皇权”级战列舰装备着15英寸主炮，其威力远非皇家海军原有战列舰的13.5英寸和12英寸主炮可比。
▲德国海军总参谋长冯·霍尔岑多夫上将
1916年1月才上任的舍尔，面对日益严峻的实力对比，当时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1、继续1915年一度兴旺、1916年初曾再度发动的潜艇战，尤其是无限制潜艇战，以图对英国海运造成严重打击，迫使英国求和。然而这一方案不仅将遭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BethmannHollweg）和外相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vonJagow）的反对，更有可能导致美国参战。1915年8月19日，英籍“阿拉伯”号班轮（Arabic）被U-24号潜艇击沉，40人遇难，其中3人为美国人。这一事件激起美国抗议，导致同年8月30日德国第一次放弃无限制潜艇战。1916年3月24日，法籍轮船“苏塞克斯”号（Sussex）被UB-29号击伤，380名乘客中多人死伤，包括若干美国人。受这一事件影响，4月20日华盛顿向柏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柏林方面如果不放弃利用潜艇肆意攻击客运或货运船只的政策，华盛顿就将中断两国外交关系。4月24日，德国被迫再次放弃无限制潜艇战。不过以上顾虑却完全不在德国陆海军将领的考虑范围内。1915年12月30日，德国陆海两军领导人达成共识，认为从军事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重启无限制潜艇战。海军总参谋长冯·霍尔岑多夫上将（VonHoltzendorff）更是于1916日1月7日狂妄地对首相宣称：“一旦在冬季结束后继续发动无限制潜艇战，6个月内英国的抵抗便将被瓦解！”这一预测也得到了德国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尔比茨（Tirpitz）的赞同。在他们的计算中，只要能在6个月内迫使英国求和，那么美国就算参战也无法及时向英国输血，德国自然也就能获得战争胜利。这显然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计算：如果6个月不能解决英国问题，而美国又参战了呢？所以在无限制潜艇战这个问题上，后世被鉴定为有精神问题的德皇威廉二世反倒没有手下的军官们那般疯狂。
▲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尔比茨
2、将大舰队引入一系列消耗战，逐渐消磨大舰队的数量优势，最终达成一个较为理想的实力对比。其具体构想是派出一支诱饵舰队进行佯动，诱出大舰队的部分主力舰只，同时利用潜艇在大舰队海军基地附近设伏，从而攻击贸然出动的大舰队舰只。当然更理想的情况是诱出大舰队的一个主力舰中队并进行截击进而歼灭。在这个方案中，诱出大舰队一部成功的机会很高。毕竟，大舰队一直渴望重现特拉法尔加式胜利，至少也希望歼灭公海舰队的战巡，而其原因也不仅限于政治压力。突袭斯卡伯格之战和多格尔沙洲（DoggerBank）之战中，大舰队的战巡舰队指挥官贝蒂中将（Beatty）都曾有过相当机会重创对手的战巡，但两次都由于名副其实的“体制问题”而坐失战机。所以只要舍尔放出的诱饵足够诱惑，大舰队有很大的机会上钩。但另一方面，之后的潜艇伏击计划就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毕竟1916年5月时舍尔手头可以用于伏击的潜艇并不多。此外，此后的实战经验表明，潜艇伏击这一战术的效果并不太好。但考虑到1916年时，英德双方的潜艇战术都不成熟，双方都有高估潜艇威力的倾向，因此舍尔对潜艇伏击寄予厚望倒也可以理解。
其实就舍尔本人而言，他也更倾向于无限制潜艇战战略，因此在1916年4月接到停止无限制潜艇战的命令时，舍尔明确表达了不满。但既然这一战略被威廉二世本人否定，那么他也只能根据第2方案制定计划。他的最终计划是由公海舰队的战巡、附属的轻巡，以及驱逐舰充当诱饵，在黎明前后炮轰桑德兰（Sunderland），进而诱出大舰队一部。公海舰队主力则在弗兰伯勒角（FlamboroughHead）和多格尔沙洲西南角之间海域待机，伺机协同本方战巡歼灭被诱出的大舰队一部。大舰队的潜艇则将在斯卡帕湾周围设伏。此外，公海舰队还将出动飞艇参与这一作战，以防遭到整个大舰队的突袭。
▲德皇威廉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