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持木梃闯入太子宫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后果。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的继承人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
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
魏忠贤陷害东林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未遂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首先结合当时明朝的政局分析。万历帝已登基43年，暮气沉沉，常年隐居深宫不见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能及时补充，民间的矛盾一点点积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君臣之间势若水火，群臣之间也各立门户。
这种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体制到明末已僵化的大趋势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国本之争”导致的。
万历皇帝的太子之争
万历帝春风一度，临幸了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没想这位宫女怀孕并生出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几年后他和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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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
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钟爱的朱常洵，但这样违背了明朝嫡长继承的祖制。——皇位继承法可算明帝国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坏后果是灾难性的。
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过20余年的君臣过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使万历帝不情愿地册立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用祖制即习惯法来制约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常见的政治生态。
尽管从法理上讲皇帝具有至高的权威，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最后的法宝是法律解释权。因此无论在嘉靖朝“大礼议”，还是万历朝“争国本”中，文臣前赴后继，在对礼法的维护上丝毫不让步。
朱常洛虽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稳。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常洵继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梃击案”发生后，朝廷许多大臣怀疑是一起由郑贵妃和其兄弟郑国泰策划的谋杀案。因为太子身亡，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是最大的获利者，自然也就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
可刑部初审，拿出的结论是：这个叫张差的凶犯是疯癫者，因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来京上访，闯入慈庆宫。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文臣认为这是替背后指使者开脱，力主要查个水落石出。他通过预审掌握了一些证据，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13个司局近20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
据张差交待，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3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开始显露了，如果顺藤摸瓜查下去，证实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
此时，最害怕真相的是皇帝。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天下人面前，这将带来很大的危机，大明朝廷可能会发生“地震”。
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43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官员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于是皇帝只能亲自出面，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
皇帝和太子演双簧
万历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
?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你们成为无君之臣，我成为不孝之子。
太子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万历帝利用皇权强行将这件事平息下来，可在他死后，这案子一再被翻出来，引发政局动荡。
（作者：十年砍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