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载，佛教在中国最早的信徒非平民百姓，而是居庙堂的帝王将相。
尤其是晋室南渡后，以上层士大夫为代表的中间阶层，也开始信奉佛教。如《世说新语》里曾载，“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而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更是热衷于佛理讨论。
要知道，这些都是精通哲理、善于玄谈的当今文人名士。
而不少帝王对佛教也开始由信奉转为信仰，尤其是南朝历代帝王。如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其他如吴大帝、魏明帝、晋元帝、宋文帝、陈后主等。
正是由于上层社会的这些统治者的“推动”，使得佛教在广大人民中间流行。北魏时期，仅洛阳的寺庙就多达1300多所，而至汉末魏初，男女信徒逾200万人。
为何佛学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如此之快？
实际上，秦汉时期，中国呈现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而魏晋南北朝却是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一阶段，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不断发动战争，抢夺土地和人民，使得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在现实中，广大劳动人民无法摆脱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
恰好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由于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让已对现实麻木的民众根本无法拒绝。
当然，佛教教义传播，主要靠当时人们研究的佛经来传播。
南北朝时，大量的印度佛教经纶被译出，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涅槃经》、《楞加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由朔佛、支谶共出的《道行经》，支亮及弟子之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竺叔兰之《放光经》，以及支谦的《明度无极》。
加上，中西僧人还做了大量的注疏，如佛教内容关于般若空观，涅槃佛性、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中国当时善于玄谈的文人名士，也开始参与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