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默邨的自辩
李安导演的《色·戒》是部间谍惊悚片，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讲述爱国女学生王佳芝陷入一个危险感情游戏的故事。她本来计划以美人计暗杀汉奸头目易先生，却意外地对老易生出爱意，遂于千钧一发之际助他逃走。小说本身将人物心理变异融化在生活细节中，读来并不惊险，但其行为可能自有其心理依托。其中，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而易先生的原型则是丁默邨。
特工主导、郑苹如出面，暗杀丁默邨，结果功亏一篑。事后观察，可知暗杀技术欠精，设计欠周密，当然也跟丁本人高度防备有关。日本战败投降，他被军统局诱捕，1947年7月5日以汉奸罪正法。
丁默邨极善防身，也极善狡辩，1947年2月，高等法院审讯笔录，由审判长推事金世鼎问他，其中涉及郑苹如这一节，问：“上海有个郑苹如是你害的……你听懂没有？”丁氏回答说，李四群的老婆叶吉卿、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都可证明郑苹如不是他丁默邨杀的，然后他冒出关键的一句狡辩：“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说。”（《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他这一句话，很具欺骗性，把要害责任推在一个年轻女性身上，以男女之事为说辞，企图留下想象空间，凸出暧昧关系，藉以混淆视听。实际上据汪伪政权的亲历者回忆说，在汪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丁默邨这个“76号”的特工首领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色中饿鬼。
审判长又问他：“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你陪她买大衣是吧？”丁回答说，他没有陪在她的身旁，只是用车送，他在车上，杀手用枪打车子，并未打中目标。这个供述和报刊渲染的惊心动魄的细节颇有不同。譬如，他如何在她身边选购付款，怎样把钱抛洒一地，如何在商店玻璃门瞄到杀手的身影，如何制造混乱迅速逸脱，好像刚强与温柔并济的007詹姆斯·邦德一样……
他的供述说明他高度防备到杯弓蛇影的地步，这些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的生涯，事实上也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根本没有下车。然后，他还加以说明，郑苹如被捕后遭枪杀是实，但不是经他的手，也不是他的意思。第二次审讯，法院刑庭书记官又问他：“被告将郑苹如拘捕到76号被害经过说一说。”丁氏回答说，苹如被害时他在南京，不在上海。他说他是郑苹如被害后才一度接掌76号的。
小说中，王佳芝救了易先生一命，其艺术效果之高下见仁见智；而在现实中，郑苹如将丁默邨引入致命陷阱，意在索其性命，却是事实。就是说，这和张爱玲的用意恰好相反。郑要杀丁，而丁却于她被捕后并未决意杀之，也有持续暧昧的考量在内。从审判记录，以及金雄白的考辩来看，可知个中端倪。
当时证人出庭证明“郑苹如之死全系丁逆主动”，但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对郑苹如死难之事最后关节点有所陈述，更为可信。
“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她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邨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可见，对于郑苹如的处置，丁氏确在依违两可之间。
尽管丁默邨寻求大量证据，运用法律手段，请律师竭力为自己辩护，最终还是失败。1947年2月8日，丁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同年7月5日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周作人写丁默邨的感逝诗
抗战胜利，周作人被捉拿到南京，关进监狱。他的狱中诗作，很少直接涉及降日后的生活，日据时期的人物也似在有意避免。但似乎究竟难以“藏拙”，一点信息还是漏出来了。他的一组感逝诗，分别写梅思平、林柏生、傅筑隐，都写在他们毙命之际。这三个虽然接触不多，但都是文人学者，同气相求还是可以说得上的。
这组诗里面，还有一首是写在丁默邨毙命之后。一方面兔死狐悲，另一方面，他们虽说不上有什么实际接触，但他的诗流露的情绪反而很抬举丁氏——“英雄一死寻常耳，午月终凶事或诬。赢得众生齐拊掌，投身应悔饲耶呼。”（《老虎桥杂诗》）他自注：越十六日而丁默邨卒，在小暑前三日，耶呼者，人形之劣等动物，见《格列佛游记》。诗中替丁氏捧场，将之定位为英雄，有点滑稽。丁默邨投敌全然从人事斗争落败，意志不遂作为出发点，怨而成恨，转而投敌，纯属一种怨妇式的报复。电影文学再温情脉脉，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作者：伍立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