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山雨欲来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７１２（五，二七）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７１３（五，二八）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顾维钧的回忆录：“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指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图为沈阳街头被俘虏的东北军将士。
二，九一八爆发后：
1931年9月21日，当时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照会国联秘书长时称：“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对此强暴行为，并未抵抗，以避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该照会之中已经明确记录不抵抗是“遵守本国政府命令”。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9月28日张学良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不抵抗是“依照中央意旨，避免冲突”（《华北日报》1931年9月29日登）。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的通电里，自己也承认不抵抗一直是南京方面的意思：“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
本文作者：马羞王、龙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