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22日，在遭到毒气攻击之前，协约国已经从德军逃兵那里获得了警报——其中一名还在身上携带着防毒面具。比利时也收到了来自防毒面具制造商的信息。这些情报在伊普尔突出部的多国部队内部流传，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理解这样的攻击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假定这是一次小范围、局部性的袭击。在4月22日之前，突出部内的协约国部队并没有进行任何相关的防护。
4月23日，法国战争部长命令巴黎市政实验室的主任安德烈?克林（Andre Kling）博士去调查这次毒气攻击事件。此外，克林博士和伯特兰教授还应寇姆将军的要求研制防毒面具。他们有两种德国防毒面具可供参考，克林选择了结构相对简单的一款作为原型进行设计。设计完成后，寇姆将军组织巴黎百货商店的女裁缝们赶制生产，但由于毒气的种类还没有被最终确定，因此也就无法选择中和剂，这些防毒面具只能先用水润湿。4月24日，战争部决定先生产100000件作为模板，并要求陆军方面做好生产相同防毒面具的准备。
4月25日，克林博士抵达伊普尔，确认毒气为氯气。一份来自前线药剂师的报告称：一具缴获的德军防毒面具上浸渍着硫代硫酸钠（即“海波”，通常用于冲洗照片）和碱性水合物溶解在甘油溶液内的混合物，这些细节信息立即被散发至全军。28日，寇姆将军召开了一次有化学工业界代表出席的专家会议，要求他们首先考虑如何采取报复行动。此外，会议还决定将防毒面具的订单数量增加到一百万，并尽快发放到士兵手中。为了保护关键人物——譬如机枪手和军官，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矿山救援氧气呼吸器，这些装备将会被立即送往巴黎。30日夜间，防毒面具连同2800枚窒息性毒气手榴弹和3500枚伯特兰手榴弹首先配发给法国陆军第10军。
4月23日，英国远征军总部（GHQBEF）发布了第一条关于毒气防护的指令。总部认定德军使用的毒气为氯气，指示前线官兵将战地止血包浸泡在小苏打溶液中制成简易的防毒面具。将布片浸渍碱性溶液，例如尿液当中，也可以中和氯气，甚至白开水也有一定的效果。由于后方的防毒面具姗姗来迟，很多部队只能先自己动手制作。伊普尔突出部内，波珀灵厄修道院（Poperinghe Convent）的修女们用软麻布条捆扎成简易防毒面具。第二天晚上，修女们将3000具这种防毒面具送到英军第27师的战壕。
4月24日凌晨2点，德军对法军阵地右翼的加拿大第1师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毒气攻击。当天晚上，由大约15吨氯气组成的浓厚云墙飘过荒凉的无人区袭来。加拿大第1师下属的温尼伯第8步枪团第8营的博特伦上尉发现，“一股白绿色的烟雾从大约600码以外的德军阵地前沿升起，这股烟雾以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沿着地面向我方战壕飘移，到达我前沿阵地时离地面不过7英尺。”浓密的氯气烟雾笼罩着加拿大士兵。在以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接二连三地遭到毒气波的袭击。毒气波十分浓密，以致于连太阳也给遮住了。有一两次他们透过烟雾，看见德军步兵外貌像潜水员打扮，只见德军戴着前面装有一块玻璃眼镜的大兜帽。协约国军战线的后方也一样，惊慌失措，狼狈逃窜。在前沿战壕到各支撑点的一小块空地上，博伦特数过24具惨遭毒气虐杀的士兵尸体，这些死者都拼命想逃离毒气云覆盖的地区。博特伦本人也呕吐、腹泻，呼吸困难，身体十分虚弱，“胸中有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
当时，温尼伯第8步枪团只能用手帕和塞满棉花的弹药袋进行防护——由哈里.诺伯尔（ Harry Knobel）中士首创——他们将这些东西在盛满水的行军大锅中润湿，再用其掩住口鼻。透过湿润的布料呼吸，可以除去一部分氯气，使人不至于马上中毒，但前提是氯气从德军阵地飘过来的途中浓度有所下降。马修斯（ Matthews）少校描述到：“一堵黄绿色的气体云墙至少有15英尺高，在不到3分钟内就吞没了我的人。”有一些毒气继续飘向后方，但大部分都停留在战壕的胸墙之后：“人们剧烈的咳嗽、吐痰、咒骂着匍匐在地上并试图呕吐。”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CAB45/156）。迅速保持站姿，而且不在毒气云中乱跑，这增大了加拿大人的生存几率，因为毒气云不久后就飘过了阵地；但是最终，氯气和炮击还是迫使他们撤离了战壕。
此次，德军的毒气施放和大炮袭击杀死了约5000名协约国士兵。加拿大温尼伯第8步枪团第15营的格林.德利中士是数百个被从战场送到简易卫生站中的一个，医生对于毒气中毒的病人束手无策。两天后格林.德利在喘息中死去。给他治疗的军医称这种死亡是由于“空气饥饿”。他用蓝铅笔在死者的尸检报告中写道：
“死者的脸、颈部和双手明显变色。打开胸腔，两叶肺肿胀。移动时，肺中渗出大量淡黄色带泡沫的分泌液。显然这是一种高蛋白物质，因为轻轻敲打足以使它凝固成鸡蛋白似的东西。大脑表面的血管大量充血，所有的小血管都明显凸起。”
在遭到这次毒气袭击的幸存者中，有60%的人不得不被送回家。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们中仍有一半人是残废。
4月26日，英国远征军总部根据一名情报军官、同时也是工业化学家的乔治.波利特中尉（Genorge Pollitt，他刚刚在苏黎世组建了一个间谍网）的建议，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在毒气来袭时，将一条用水润湿的、折叠成正方形的法兰绒，或者一条团成小球的手帕塞入口腔中。
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的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会见了一名气体中毒方面的专家——约翰?霍尔丹（ John Haldane）教授，他同时也是潜水病成因（由潜水员上升过快所导致）的发现者。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建议将海军施放烟雾演习时使用的一种棉绒口罩作为防毒面具来使用。但霍尔丹直言这毫无用处，因为一旦棉绒被中和剂溶液润湿，就不能透过它呼吸了。然而，陆军部已经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在《每日邮报》上发出了号召，要求民众制作这种棉绒口罩，以及用一小块针织布料制作的另外一种防毒面具。这则启事发表在4月28日的头版头条，标题为《妇女们忙起来—为我们的战士们赶制防毒面具—每个家庭都能起到作用》。第二天，陆军部宣布已经募集到了30000个防毒面具，不再需要更多了。《每日邮报》号召制作的“防毒面具”是完全无效的，尽管当局向霍尔丹保证这些不会被送往前线，但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民众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自制的“防毒面具”寄给了前线官兵。
5月1日，德军以60罐氯气以对伊普尔以南第60高地上的协约国军发动了攻击，在此处双方战壕相距最近的地方只有20码。傍晚，多塞特郡第1步兵团下属的一个连正按照波利特中尉的指令，迅速将布料润湿；另一个连则焦急等待着水运抵阵地，这时候毒气弥漫了战壕。许多人立即窒息并倒下，可是战壕底部的毒气浓度更高——氯气比重比空气大——倒下的人很快就被毒气包围。绝大部分官兵开始发现：布条对抵御毒气攻击完全无效。一名军官试图用擦枪的绒布掩住口鼻，直到就快要窒息的时候，才改为用浸过水的手帕，这让他一直挺到了晚上6点。他和另外一名军官聚拢了连里所剩无几的幸存者，爬上射击踏台并一直开火阻击德军的进攻。往上爬的幸存者们脱离了滞留在战壕底部的毒气，布条终于开始发挥防护作用，让他们得以继续战斗。这时候风向发生了改变，德国人陷入自己施放的毒气中，并产生了伤亡。多塞特郡人顽强的防御使得德军首次采用毒气攻击而未能拿下阵地，但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C连只剩下38人还能行动。
5月2日，德军对由英军9个营据守的、长3英里的阵地施放了毒气。英军的损失极为惨重——他们只有一块绒布、羊毛腰带或没用的《每日邮报》型防毒面具。这些防卫者们再次给进攻的德军造成重大伤亡，使得他们未能夺取任何一道战壕。但5月5日，德军在另外两次毒气攻击的帮助下，终于夺取了第60高地。
▲1915年5月或6月初，一群来自苏格兰高地团阿盖尔郡第2营的士兵们佩戴着临时制作的简易防毒面具，当时他们的阵地位于博伊斯.格勒尼耶地区。他们手拿的瓶子中装有海波溶液，用来润湿防毒面具口鼻部的衬垫。5月3日的毒气攻击中，伊普尔以南的英军第3集团军普遍装备了无效的“《每日邮报》型防毒面具” ，这种状况引起了在苏格兰第1步兵团服役的莱斯利.巴利中尉的忧虑，不久后他在阿尔芒蒂耶尔一所中学的科学实验室内研发了自己的防毒面具。巴利的防毒面具先将废棉絮浸泡在海波溶液中，再用一条棉布带包裹，以掩住口鼻，棉布带可以系在佩戴者头后。佩戴这种防毒面具，巴利成功用一个装满海波溶液的手动农药喷雾器清理了一个房间内的氯气。几天之后，共有 80000 具巴利防毒面具由当地村民和女修道院制作出来，喷雾器也成为了战壕的标准装备。
▲德军在战争初期装备的防毒面具，由防毒口罩和眼罩组成，口罩中容纳的废棉絮浸泡过海波溶液，英军的“黑面纱防毒面具”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设计的
▲反映1915年4月24日，德军对加拿大军队发动氯气攻击时情景的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