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使者带来的礼物
罂粟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列传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拂霖”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拂霖那时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
古代西方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延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曾是医生的药物，民间的补品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代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唱到：“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米囊”是罂粟的别称。
罂粟在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里，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被当作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谬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
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医家承宋朝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制阿拉伯药剂。1292年，元人又设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
将罂粟子称作“御米”，我们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
但宋代人已认识到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从“杀人如剑”四字里，可推测那时社会上已有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可以判断，那时医家已懂得采取罂粟液制鸦片，配作药剂了。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另外，罂粟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的别称。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风瘫、正头风、痰喘、久咳、小儿慢脾风等20余种病痛。
从《本草纲目》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
鸦片之毒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给皇后100斤，乌香即鸦片。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故随着食者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
鸦片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 “鸦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长年不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
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
烟毒与日俱增
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从西南地区北上而传入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内有人提出以土烟排斥洋烟的主张。
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
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但对于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面从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罂粟花，将烟膏改称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
结果，在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
（作者：苏智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