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网友们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可惜大家都太害羞，不肯显山露水，表现一下自己超人的学识。也许，你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问题来回答？那这次小编就来帮助站内的历史学家们露一露脸。小编选择了站内热议的几个历史类问题，包括：
夏朝存在与否为何会有争议?
战国时期齐国的实力在七大战国中能排第几？
汉宣帝说“霸王道杂之”应该怎么解释？
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应该怎么解释？
李鸿章是被贬低了还是被高看了？
@永远爱小光：
“夏朝”这一说法来自司马迁《夏本纪》。他为中国历史学确定了一个朝代的范式，也就是朝代从夏开始。几百年来，很少学者质疑这一范式，甚至将更远古的时代追溯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比如魏晋的《帝王世纪》，宋代的《路史》。质疑“夏”的存在，大致是在民国“疑古派”学者和同时的一些日本的学者那里。
受到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疑古派和日本学者主张打破中国传统史学的成见和常识，一切历史解释以切实的证据为本。他们强调必须以出土文物印证传世文献之说。殷墟甲骨的出土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不仅如此，据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王先公考》，甲骨所载殷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有比较高的重合度（当然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这证实了司马迁《本纪》的写作当有明确的史料来源，并非子虚乌有。甲骨文释读的成功，也证明了商文明拥有独立的文字系统。而在当时，由于没有专属夏朝的文物和遗址出土，夏朝是否真实存在是民国的中日学者热议的问题。
突破性的成果，是50年代出土的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其中大规模建筑基址以及陶鼎一类的实用（陪葬）器物，被李学勤等学者判定为“龙山文化与早商二里岗文化之间的过渡形态”，二里头因此被判定为夏朝晚期。二里头遗址尤其为中国考古及历史学者重视，其中有一种民族自尊心在内，因为夏朝的存在关系到中国“上下五千年之史”之类的说法的成立。其中出土的“玉龙”无疑是高水准、大规模的手工艺产品，也与“龙的传人”一类说法契合，受到国人的热捧。然而据我所知，质疑夏朝存在的学者仍大有人在，包括一些著名的日本学者。
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已不仅仅是问题本身，而转化为中国历史应如何被重新认识，古史如何被想象，国族心理如何建构古史，古史常识如何被构拟和质疑等等历史本体的认知论问题。
@宇智波若瑾：
国际上承认一个古代文明的几项标准有：1、成熟的文字语言。2、基本完善的国家及配套制度，比如：法律及国家机器。3、可确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至少要能发现城市。
但是这几样都要考古实物的支持，很不幸现在还没发掘出来。目前最像夏朝的遗址是二里头遗址，其他的都很全，甚至还有不小的宫殿可就是没有可以确定的文字，只是些陶器上的抽象符号，也就更谈不上发现当时的国家制度和生产关系了。但是，相比较之下西方确定一个文明更方便，其原因就在于：西方是字母文字，同样的符号多出现几次，有点规律就算是。而中国一直都是象形文字，同样的符号很难有重复，也就更不用说找规律了，在能够破译之前等于没用。偏偏前面的三条标准，很大程度上都要靠成熟文字才能确定，能不能破译反倒次要。而且从二里头本身来讲，断代上也不好确定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历代关于夏朝的记载也多是传说。所以，西方一直自称有4000年历史，而对中国只承认3500年，幸好发现了安阳殷墟，不然就更少了。
可是根据历代史籍和C-14测定等方式看，二里头在时间和空间都符合夏朝，与安阳殷墟的文化相似处也有很多，而且更早。再加上一直以来民间传说的盛行，所以大家基本就确定二里头是夏朝后期的首都。
至于确定夏朝存在，最要紧的还是尽快发掘出更可靠的遗址，而且是有成熟文字那种。其次，对夏商之间的断代要尽快的更加明确一点，在年代上给二里头准确定位。然后就是对史籍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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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er9807：
这就要看你说的实力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文化等等。
文化实力毫无疑问是第一的，尤其是鲁国衰败了之后，换句话说齐国的软实力最强。
经济实力其实早期是最强的，尤其是管仲灭好几国都是用的经济战。但是田代姜后有所收敛，而且国土面积也不如楚国，耕地不如魏国。尤其是田家本来是陈国亡国之人，就是因为做生意做得好，把这个国家篡权了。
至于军事实力，前期还是可以的，尤其是有孙膑在的时候，但是所谓的围魏救赵，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齐国军队实力不如魏国，所以才需要用这样的阴谋诡计。比楚国也略有不如，楚威王（芈月老爹）的威风就是打齐国打出来的。还差点被燕国灭国了。
究其原因是田代姜齐之后，为了稳定国家，给那些贵族太多的妥协和放权，而且齐国贵族对于田氏的忠心也有限，所以战国中，除了孙膑的神来之笔，齐国基本上都是在打酱油。
个人以为单纯论军队战力，齐国估计是战国垫底所在，但是加上经济和文化的实力，综合实力上，齐国也只能排第四，所谓的东帝，不过是魏国、秦国给齐国的一个台阶，或者说在阴齐国，从苏秦对齐国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所有国家都在供着齐国，让他长期内耗，多次伐秦却从来没有齐国为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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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流殇：
“霸道”即法家学说，“王道”即儒家学说，“霸王道杂之”就是说要儒法结合，将德政和法治结合起来。具体而言，是外儒内法，儒为表，法为里。
汉代沿袭了秦代的法治原则。刘邦正是令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汉律》，又称“九章律”。另外，皇帝的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威也继承下来，皇帝的诰命也有法律效力。这是“霸道”。
但是，汉代吸取秦因苛法暴政而亡的教训，同时为了巩固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局面，采用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作为治国理念。一方面，推行德政仁政，例如在法治方面废除秦律中残酷的夷三族和连坐法。另一方面，鼓吹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强调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封建伦理秩序，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同时通过“天谴论”警诫君主不要滥用权力，促使其施行仁政。这是“王道”。
由此可见，儒家即王道为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法治即霸道，同时又约束着它使其不至于发展为暴政。而霸道又一定程度维护了儒家的统治秩序，防止犯上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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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亡秦之失应该指的是废除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持续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库透支，并且汉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样非常嗜杀，光“巫蛊之乱”就死了上万人，逼死了太子杀了太子余党后又后悔了，于是总共牵连了数十万人。
但是最后汉武帝发布了轮台罪己改变了中期的政策，并且最重要的是汉武帝对继承人的妥善安排，死前立了太子，安排了托孤大臣，并且杀了汉昭帝的母亲防止外戚干政，这点是秦始皇远远不及的，为什么秦亡于二世，始皇穷兵黩武消耗民力，二世时不思悔改，秦朝廷到处杀人和一个屠宰场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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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头一个：
我认为梁启超说得中肯。说他是卖国贼，显然是贬低。说他是一人物，确实有道理。理由如下：
1、他是个理性的政治家，懂得“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这是他能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他和别人一样，自小生长在一个封闭自大的帝国中，经历了各种事件之后，对“洋人的玩意”（科学技术）虽然无敬畏之心，但知道“它能打败帝国的敌人”。因此兴办洋务，建立水师。
2、建立淮军，说明他能够对高风险的复杂系统进行高效管理。要让军队打胜仗，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征兵、操练、指挥、粮饷……建立军队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系统，风险比办学什么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3、甲午战败，实属无奈。当时的北洋水师，装备早不更新了，战备本来就做得不好，指挥系统也不全是自己人。聪明如李鸿章，他能不知道？但他又凑不到那么多钱（原因很多）。所以避战是种策略，扛正面显然是找死啊。我弟弟打王者荣耀都知道残血了要先躲草丛回城呢，也知道就算躲在里面，也会被对面刺客发现。。。so sad
4、签字只是仪式，背后是国力的角逐。如果要追究责任也不该追究谁签的字。
5、卖国要有动机。前面所述，卖国这种行为，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家，他显然是不会干的。“卖国求荣”这个成语是连起来读的，带路党没有美分也是不干的。李鸿章要卖国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荣明显不可能有，难道还能吃列强的回扣么？还不是为了大清能苟延残喘混几年，不指望在高地前极限反杀逆推回去，尽量不让大清亡在这一代手里。站在主子这边帮主子考虑事，这也叫卖国？
@gjsgdhr：
拿今天的标准来看，真的是高看了。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李鸿章有时事情可能更糟。
作为延续请王国的得力重臣，为洋务运动做了突出贡献；作为大清的外交官也是长袖善舞，跟列强们谈判转寰很有一套。但是，李鸿章的外交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息事宁人”的策略，一手经营的北洋水师也被全歼。彻底暴露出了这个“宰相”的时代局限性。
的确，其是为延续“大清国炸”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极大保留了“大清颜面”，按照历史课本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在当时也是时代局限下的最大努力了。
这不是为李鸿章平反或者歌颂，他配不上歌颂，也犯不上贬低，是一个难以用一个正面或者负面词语评判的历史人物。
@悠悠一点残荷泪：
臣者，器也。君之所指，无往而不利。
李鸿章只是一个执行者，试想，在一个项目组中，我们判断执行者的标准是什么？是执行力，这里很多人拿着评判项目组长的领导力这一标准去评判执行者，缪之千里。
我们判断李鸿章是否被高看，是要从执行力来判断的。而建立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建立水师等等这些都是他完成执行力的表现，至于甲午战败，签过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更是他完美执行力的表现，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知道签署了这个卖国条约就会遗臭万年，但他没有推脱，还是执行了。
所以说，梁启超的评判很是中肯，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事实也证明：鸿章已经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已经是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