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高平陵政变，是曹氏皇族的全面失败，可以说这次失败之后，魏国已经进入了魏失其鹿天下逐之的局面。无论谁胜谁负曹氏都很难夺回大权了。而对曹爽来说，更是灭门之祸。在魏明帝死前的宫廷政变之后，曹爽一系可以说是曹氏皇族的唯一栋梁支柱，人臣之极，手握顾命大权，权倾朝野，兄弟并握兵权，然而不出十年就一败涂地，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曹爽的失败，说到底是曹氏皇族宗亲集团的失败，而曹氏从曹操死前人才济济，大权在手的局面到曹爽被人满门一锅端的局面，时间不过一代人，以曹氏马上得天下，以武力乱世横扫北方一统中原而迅速大权旁落其原因何在？
在我看来，曹氏大权旁落的根本原因在于：
甲：东汉末年的战乱并未打断世家大族这个新兴势力的崛起。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和曹氏代汉，世家大族的势力相比东汉，实际是不断膨胀的。
乙：曹氏宗亲集团在魏文帝到明帝时期随着大量优秀人才去世，加上魏明帝的亲王不得辅政的规定和对曹氏嫡系近亲的打压，呈现了明显的青黄不接的状态。
丙：魏明帝自身扶植其他势力来平衡朝局的彻底失败，魏文帝的易后和禁止母后临朝，魏明帝的易后和好立贱的传统，实际导致外戚这一可以平衡内外的势力始终没能扶植起来。而魏文帝禁止宦官参政和魏明帝用朝臣为亲信的做法又导致内朝势力无法成型。
结果：到魏明帝末期，朝局已经明显失衡，世家大族明显地呈现一家独大的态势。皇室自身的亲信势力，外戚以及可能的宦寺都没能建立起来，而唯一的宗亲势力则每况愈下。而并未看到魏明帝有意识到这点迅速调整局面的努力。
决战第一局：
如果魏明帝能够长寿，他毕竟是大权独揽，政由己出的实权皇帝，当时朝廷还没有一家独大的鹰扬之臣威胁帝位，他还有从容的一步步调整布局，扶植亲信的机会。例如晋武帝司马炎初即位的时候，也面对长辈宗亲和父辈勋贵满朝而自己亲信微弱的局面，但是在大家互相制衡的情况下，司马炎镇之以静，以时间发挥作用，一步步的完成了政局的调整，真正大权独揽。详见仇鹿鸣的书
然而历史没有给魏明帝机会，他的早逝和无子导致曹氏皇权进一步衰弱，毕竟皇权的支柱就是皇帝本人，在皇帝本人空位无法履行自己职责期间，大规模调整布局是不可能的，而魏明帝无子不得不用养子为嗣则进一步削弱了帝权的合法性。
▲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
魏明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准备了清一色的曹氏宗亲顾命班子（“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裴注引《汉晋春秋》） ），准备把异姓完全排斥在中央顾命之外避免其窥测，而且有了全力加强曹氏宗亲力量，尤其要掌握军队的想法。然而在曹氏宗亲力量已经衰弱，其位置多被异姓世家大族所占据的情况下，这无异于虎口夺食。
如果魏明帝自己身体还好，也许可以不动声色的一步步循序渐进的完成调整，但是在魏明帝病重即将不起的情况下，指望强行完成调整，必然遭到内外的巨大反弹。而且就是魏明帝的亲信，也不会更不敢支持魏明帝这么做了。
刘放孙资的倒戈，其实并不奇怪。作为魏明帝亲信，他们一度权倾朝野，但是由此也得罪了太多的人，魏明帝眼看不起，他们就得为自己今后打算，而从燕王曹宇和他们的关系看，考虑到这之前曹植多次上书不见用和曹氏宗亲在魏明帝一朝没有大力扶植的事实，很明显地，他们矛盾很深。“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裴注引《汉晋春秋》）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裴注引《世语》）
也正因此，刘放孙资，放手一搏，终于击败了燕王曹宇等人，让曹氏宗亲再次元气大伤，而且让异姓朝臣得以参与顾命，可以说曹氏的失败其来有自，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决定性的斗争就是魏明帝死前的顾命之争。
▲影视剧中的魏明帝曹睿
“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刘放、孙资）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籓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
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的曹宇、曹肇等人，分别是文帝、明帝以来曹氏亲党中的最受宠顾者、从而也是影响力最大者，他们退出后，就留下一个在亲族中已被分化孤立的曹爽，从这一时刻起，魏晋嬗代的大门便已打开。
由于魏文帝的“藩王不得辅政”，使的魏国武、文、明三代嫡亲子侄全部被摒除到中央政治舞台之外，自明帝时起，曹休、曹真这两家同族就成为曹氏亲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代表，然而在魏明帝去世时的托孤权争夺中，曹休一系的曹肇又黯然出局，所以曹氏一门中还在活跃的亲族栋梁，只剩下曹真—曹爽这一支。在此形势下，曹爽已经难于在曹氏一族中寻找政治上的合作者，为此他不得不直接将自己的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曹训安排武卫将军，前代贵臣夏侯尚之子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姑子”即表兄弟，不久也迁为中护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以上诸人，就是曹爽辅政之际，诸曹、夏侯在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王羲之写就，原作为夏侯玄的《乐毅论》
刘放孙资的胜利，绝不是轻松容易的，要知道魏明帝当时已经病的要死了，从历史看，历代在皇帝将死之际，当权派借用皇帝名分清理政治对手的事情，可谓史不绝书，李斯和胡亥联手解决在外的蒙恬和扶苏，就是典型案例，再往后西晋也有晋武帝死前杨骏矫诏排斥司马望以求独揽大权的案例。
要知道魏明帝已经内定燕王曹宇为首的曹氏宗亲辅政，而且他任命的这批人，实际控制着曹魏洛阳禁卫军（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屯骑校尉，骁骑将军），等于控制着宫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因为刘放孙资出来说两句而退缩？进是权倾天下，退是生死由人，如果说曹爽是庸才，好歹是形势不利，那这些人在手握重兵之下居然缩了，岂不是更是庸才？
关于“领军将军”的详细注解，可见于《宋书?百官志》：“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五校”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在汉时分掌京师五处的宿卫营兵，另外中垒营主将为中垒校尉，武卫营主将为武卫将军，以上京师的七处营兵，全在领军将军的统领之下，换句话说，领军将军即汉魏以来京都的禁卫军总管。
“护军将军”的由来，是“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另外“魏、晋江右领（军）、护（军）各领营兵”。就此理解，魏时的护军虽然主持武官选拔，但还是隶属领军。而且，护军与领军各领有两个独立的营——护军营与领军营。另外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与中领军、中护军的区别是“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
所以“护军将军”虽然与“领军将军”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手中的实力却天差地别，护军虽掌武官选举，有一定的威势，但却只能直接指挥护军营一营之兵；领军却统领包括护军营在内所有的京师营兵。
▲游戏中的燕王曹宇形象
《世语》：“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延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
《汉晋春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在我看来，这里面原因值得细细研究，这里关键是两个人，蒋济和曹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护军将军是蒋济，我觉得很多人对蒋济的理解是很有问题的，确实，蒋济确实是在司马懿当权后拒绝封赏，然后早逝，但是其果真是曹魏纯臣？要知道蒋济是扬州人，既不是诸曹夏侯所在的谯沛人，也不是豫州士族根本的汝颖人士。他和曹操早期又无关系，怎么可能产生和曹氏共兴衰的意识？以正统而论，正统在汉家，而看了曹氏逼帝屠后，对反对势力大肆屠杀乃至灭门的事情，蒋济怎么可能真的死忠于曹氏？
蒋济其人，和司马懿是好友（能和司马懿相对欢笑开玩笑的，史书记载中仅此一人），又不是曹氏嫡系，可以说他的立场，明显是异姓士族朝臣角度的。纵观其在魏明帝时候作为，大肆索求贿赂，所谓欲求牙门，当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则其非贞臣可知。他上书反对魏明帝任用亲信集中权力。则其立场明显不是什么曹魏纯臣。
▲蒋济
他陪着司马懿造反反对曹氏宗亲那是拿全族压上以命相搏，而曹爽被诛，既不闻其和司马懿决裂，又不闻其以死谏争。更不闻其主张让魏帝曹芳亲政，他真是曹氏纯臣？如果这算纯臣，那司马孚也可以算大魏纯臣了。
反正，在刘放孙资和司马懿联手在魏明帝死前顾命之争大获全胜后，第一时间让蒋济取代曹氏宗亲夏侯献担任领军将军掌握禁军，在蒋济为领军将军之时，司马懿到处出京毫无顾忌。也许蒋济并不赞同司马懿自作家门，但是在削弱曹氏宗亲的立场上，蒋济和司马懿乃至刘放孙资完全是一党。
蒋济在高平陵政变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他在魏明帝临死前的政变中，身为护军将军发挥的作用，只怕更是举足轻重，而曹爽呢，他作为武卫将军，掌握着曹氏禁军最主力的武卫营，而且在刘放孙资进去的时候，他恰好在场，他的态度，对这场不流血政变实际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曹爽坚决站在曹宇等人一边，以他当时的地位奋力相争，鹿死谁手未可知，但是他因为有机会超越曹宇等人为顾命大臣之首的诱惑而没有坚决站在曹宇等人一边是很明显的。
可以说武卫将军（禁军最主要的实力派）和护军将军（地位上等于是禁军第二号人物）都不站在曹宇等人一边，曹宇等人不能完全控制京师兵权，则是他们不得不认输的主要原因。
▲《三国演义》中的蒋济形象
观魏文帝托孤与曹真、曹休的行为，“藩王不得辅政”恐是确有其事，成为刘放、孙资排除燕王曹宇的正面理由，他们以此动摇了明帝的信念之后，又连带着推称曹肇、秦朗“此即竖刁、赵高也”并揭发“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的隐情以激起明帝的愤怒。在后悔有愤怒双重负面情绪的作用下，明帝便丢掉了之前任命诸曹、夏侯的初衷，转而询问一直以来的亲信刘放、孙资：“谁可任者？”对此，《汉晋春秋》与《世语》有两个回答：
《世语》：“（刘放、孙资）乃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汉晋春秋》：“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
对比以上两处记载，《世语》之辞似乎多有夸张，在文帝以来托孤重臣必有曹氏宗亲的原则下，刘放与孙资不可能首先舍曹氏而举荐外姓之人，况且前面
《世语》引文中也已提到“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倘若当时曹爽即在眼前，那么刘放与孙资首先要推举的，只可能是曹爽，其次才是司马懿。对于司马懿的才干，明帝自是百分认可，曹爽有多少斤量，或许他也清楚，但是在已经听信刘放、孙资，否定了曹宇、曹肇、秦朗的情况下，一时间，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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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长乐夜未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