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大总统，并不大，还有总理和内阁牵制。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组织开个会，来自不同派系的官员，说好8点，9点依然见不到人，勉强来了，也在聊天吵架，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事情办不了，很麻烦。
刘邦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兄弟们在会议室大呼小叫，一言不合，拔出刀砍柱子。
解决办法是用叔孙通制定了一套礼仪，烘托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赵匡胤干脆把宰相的座位撤了，让他站着说话。
从旧时代走来的袁世凯，职业军人，讲究秩序和效率，内心也动起了效仿老刘、老赵的心思。
国民党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袁世凯。
第一次开会，干什么？先定自己的待遇，500元。
看起来，很高尚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才500元。
但根据现在的物价折算，这笔钱，相当于20万，注意，月薪，不包括其他杂费。
在一穷二白、民生凋敝、老百姓穷得吃不上饭、穿不起裤子的民国，这群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快乐再说。
那时，战乱四起，兵匪横行，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大家日子并不好过。
民国最初几年，与清朝相比，尤其是与洋务运动时期，与1903-1911年“新政” 相比、无论社会治安、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清明程度、政局稳定方面，都差很多。
春江水暖鸭先知，老百姓对细微的痛苦感受最直接， 这最初几年，日子不如清朝，竟怀念起以前的皇权起来。几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一下子没了，有些人思想上还转不过来。
竟然怀念起皇帝来了。民主共和了，大街上抓人剪辫子，有些人抵死不从，痛哭流涕。
张勋抓住这点，带着几千人，轻而易举搞复辟，他的军队进北京城时，竟然是满大街的龙旗，市民热烈欢迎他们。
经过800多年的王制、2000多年的帝制，中央集权已经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这种玩法，比较时尚和新颖，像巴黎时装周传来的新款毛呢大衣，既光鲜又靓丽。
即使几十年后，蒋介石实现国家名义上的统一，也不敢、也无力直接搞民主共和，他规划了军政、训政，逐渐接近宪政的漫长道路。
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实力、最具眼光的伟大人物，袁世凯一定知道“得虚名处实祸”的道理，但各方势力角逐，战乱后的民不聊生，袁世凯内心也开始倾向于走英国道路。
他开始觉得，从朝堂到乡土，国家确实需要一个类似于皇帝的权威。
英国、日本搞君主立宪。一个世界头号强国，一个亚洲头号强国，让袁世凯的内心无比憧憬，以及身边阴谋家的不断怂恿：我们也来君主立宪，弄一个皇帝，事情可能好办一些。
至于后来，大家一致反对袁世凯，原因不一定在称帝本身，而是各方实力派，有了争权夺利的口实，借反对袁世凯为名目，保持和扩展自己的私权。
如今，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无比尊敬拿破仑。拿破仑同样加冕，当了资产阶级的皇帝。法国当年的形势，比清末的中国，简单太多了。
谁也不能最终知道袁世凯的内心究竟怎么想，或许他真的向往至高无上的皇权，或是种种原因不断翻滚中和，让他走了这么一步。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但抛开一切，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去世后，那个时代唯一能震慑天下、掌控大局的力量瞬间消失，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混乱不堪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