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军队在16世纪开始走出欧洲，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与贸易权。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在欧洲人中第一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海域。在印度洋，达伽马一路上为非作歹，四处抢劫。在他到达印度时，当地统治者立刻驱逐了这帮海盗。在印度洋混不下去的达伽马只好逆着季风季节踏上回国之路。反季节航行给船队带来巨大的损失，一半水手在归国途中死去。1502年，达伽马率领拥有20艘战舰的葡萄牙舰队再一次来到印度洋。
这一次，拥有了庞大武力的野心家不再满足于当海盗。葡萄牙海军在印度与阿拉伯半岛烧杀抢掠，通过掳获阿拉伯人的船只将舰队增加到29艘船，旋即攻打印度最富裕的港口科泽科德——这里曾经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中转站。但不同的是，郑和为这里带来的是贸易与繁荣，而达伽马带来的则是赤裸裸的抢劫。在经过整整两天的野蛮炮击后，科泽科德屈服了。欧洲人得到了他们在远东地区的第一块殖民地。
▲达伽马的正面是伟大的航海家，背面则是臭名昭著的殖民者
1503年，达伽马带着13艘满载香料与金银珠宝的船回到欧洲，为葡萄牙王室带来高达60倍的投资收益。消息传出，全欧震惊。遥远东方竟然有如此肥美的土地，而当地民族的军事力量竟然如此不堪。大喜过望的欧洲国家纷纷开始筹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拓殖民地，一艘艘卡瑞克帆船与盖伦帆船满载着大口径火炮与穷凶极恶的雇佣兵扬帆远洋，把死亡与征服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尽管历史学家普遍将欧洲人殖民征服的成功归功于大西洋型帆船与火药武器的使用，但欧洲人自己却不那么认为。欧洲军人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群体来说，轻视技术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无论在国家常备陆军、海军还是在雇佣兵当中，贵族与乡绅，或者说地主阶级，始终在军官团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欧洲军官团总是极端排外，有意无意地反对一切有害于地主阶级地位的思想，比如说先进武器会胜过“精神原子弹”，这当然会导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在火器时代前期，军官们曾经激烈反对过装备火器。而在火绳枪与大炮最终碾过重装骑士的尸骸之后，一种新的理论被发明出来，即欧洲军队之所以相对于各被殖民国家更加优越，并非他们拥有先进的火器，而是他们拥有比这些国家更先进的军事体制，更好的军事组织与纪律，更高昂的士气，乃至于更加文明、勇敢和强壮，以上论点常常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是精神方面的优势，而非武器装备的先进，使得他们在排枪对射、刺刀冲锋和马刀决斗中占得优势。
这种思路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比如说罗马人就相信他们比蛮族更加优越在于他们的文明、勇敢与纪律性。虽然在希腊人眼里亚得里亚海对岸的邻居在粗鲁野蛮方面不比北方的日耳曼人好到哪里去。而在黑火药时代殖民者眼中，“相对于白人的发展而言，黑人和黄种人必须永远待在劣等行列，因为前者不断提升自我，而后者越来越低下、越来越接近畜生……劣等种族和我们自己相比一无是处，从而将他们排除在人类及其兄弟圈之外。”（ W·D·Hay：《此后三百年》）“你们英国人……天生具有务实的自律精神……完美的竞赛理念仍然是这些最好的教导：‘站好你的位’，‘不是为你自己而战，而是为你的整个队伍而战’”（J·Lord：《荣誉与帝国》）。
这种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一方面使得殖民者可以心安理得的肆意屠杀被殖民国家，而不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人，尤其是殖民地之外的欧洲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使交换武器装备，白人也能赢得胜利，即使置于相同的火力威胁下，白人也会做得更好。讽刺的是，这种错觉在马克沁机枪刚刚发明的那段时间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在19世纪末，加特林机枪和马克沁机枪被大量应用于镇压非洲、亚洲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制造了无数惨案，但是欧洲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武器即将把火力倾泻到自己头上的恐怖前景。
时人记录说：“三个维多利亚时期英雄的争论，罗伯兹、沃尔斯利和基奇纳，基本上代表了英国人对现代战争的理解……强调人而不是武器系统……在短时间内伤亡和轻松的胜利……对野蛮人的战争不能检验任何军队。”（C·Barnett：《不列颠和她的军队》）在欧洲人看来，机枪在殖民战争中的胜利不算什么，那是因为野蛮人愚蠢无能，只会仗着血气之勇盲目冲锋，机枪几个扇面打过去就崩溃了。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我们的小伙子才不会这么无能，机枪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直到一战中数以万计的欧洲青年倒在机枪阵地面前，欧洲人才意识到机枪早已主宰战场。
当然在有些时候，欧洲人的这种论调也能够得到一些实例的支持。比如说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多次用白刃冲锋打垮清军的抵抗。但问题是当时清军已经极度腐朽，面对农民军都经常是“贼来五步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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