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邀请了爱尔兰所有党派参加的会议在都柏林正式召开。新芬党当然对邀请不予理睬，但仍然有许多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到会参加，以期商讨出一个爱尔兰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可笑的是，这些领导人又一次被劳合·乔治，或者说大英帝国政府玩弄了。事实上，如果得不到北爱六郡代表的同意，爱尔兰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劳合·乔治清楚地知道，北爱六郡的代表们是不会同意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英国政府又是召开协商会议，又是释放复活节起义中的被捕者，无非是想通过这般作秀来暂时稳住爱尔兰人，同时堵上美国以及各个自治领的嘴。爱尔兰的确就此平静了半年多时间，直到因1918年初德军的大规模进攻而被打破。
▲劳合·乔治拍摄于1916年的照片。
1918年3月，西线德军在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的指挥下向协约国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协约国联军仓促抵抗，处境一时非常危急。面对这种形势，英国政府企图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采取一切有可行性的措施来支持前线。此时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便是兵源问题，在英国国内、兵源早已被搜罗殆尽。纵使劳合·乔治将义务兵役的年龄上限提高到50岁，也很难再征集到多少人手上战场去服兵役了。因此，一些议员将主意打到了此时依然免于义务兵役征集的爱尔兰人身上，开始在议会中对此状况表示不满。于是，劳合·乔治好似捞到了救命稻草，想要用“战后在整个爱尔兰实行自治法”来交换“战时在整个爱尔兰实行义务兵役征集”。他认为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反对自治法的爱尔兰人接受自治法，一方面可以使爱尔兰人普遍接受强制性的义务兵役征集，既可以解决兵源问题，又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可谓两全其美。
看不下去的卡森只好站出来劝谏劳合·乔治放弃这一厢情愿的想法。卡森虽是统一派的领袖，却也同样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父系为苏格兰裔爱尔兰人、母系为英裔爱尔兰人）。他能理解那些志愿从军，作为英军的一员进行战斗的爱尔兰人。究其根本，这是爱尔兰自古以来的“自由人从军权利”的体现，而强迫大量爱尔兰人为英国作战，那就全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作为一个独立、自尊的民族，爱尔兰人不可能愿意在殖民政府的强制下作为被殖民者无意义地去舍生赴死。卡森表示，劳合·乔治如果这样做，只会引起爱尔兰人的强烈反感、到时为了保证义务兵役征集的正常实施，派去爱尔兰岛维持秩序的英军士兵数目，甚至可能得超过在爱尔兰岛上征集到的士兵数目。结果卡森的规劝却被劳合·乔治置若罔闻。
果不其然，大多数爱尔兰人因此被激怒了，少数并没有那么在意的爱尔兰人也表现出对“遥远的自治法许诺”不感兴趣。为了抗议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爱尔兰籍议员中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全体离开了威斯敏斯特。在爱尔兰岛内，由复活节起义领导层中的幸存者——埃蒙·德·瓦莱拉（?amon de Valera）所领导的抗议斗争，在爱尔兰天主教会的全力支持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4月23日，爱尔兰发动了全境反征兵总罢工，工人、农民、教师、学生、职员、商人、神父……整个爱尔兰岛（除了贝尔法斯特一地之外）的各行各业都积极响应，甚至连爱尔兰人离不开的酒吧都纷纷关门歇业、支持罢工。
▲瓦莱拉。1937年爱尔兰事实独立后，他曾担任第一、第三、第五任总理和第三任总统。
英国不仅没能在爱尔兰征得一兵一卒，还进一步激化了爱尔兰同英国之间的矛盾。团结而又激昂的爱尔兰，在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们看来战云密布、可怕极了。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英国政府匆忙制造出一个“德国阴谋案”，以此为借口来镇压爱尔兰人民的斗争运动。5月18日，英国政府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了70余名武装共和派领导人，将他们中的大部分投入英格兰的林肯监狱（HM Prison Lincoln），并宣布新芬党、志愿军、共和妇女会、盖尔语联盟等组织为非法。直到战争结束前，英国殖民当局在爱尔兰以各种理由逮捕的武装共和派人士超过1000人。劳合·乔治以为这样就能使得爱尔兰民众群龙无首、就能至少暂时压制住爱尔兰的反英斗争运动。然而，“领导者”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当历史的发展把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摆在世人面前，当历史的发展为那个矛盾提供了解决的舞台和条件，就必然会培育出领导者来组织和带领人们去解决那个矛盾。简单化地说，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倘若有人或自愿或被迫地离开“舞台中央”，就一定会有代演的新人站上“舞台中央”。同瓦莱拉一起参加了复活节起义的迈克尔·约翰·“米克”·柯林斯（Michael John "Mick" Collins）正是爱尔兰反英斗争运动的新主演。他，以及其他一些幸免于难的武装共和派领导人代替被捕的新芬党领导层，促使爱尔兰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旧的斗争方式并不能真正起到什么效用。投票、抗议示威、经济抵制，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如说只是表达态度的手段。殖民压迫、种族隔阂之类的结构性问题，是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得到解决的。面对通过“合法手段”无力解决的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民众其实只有两种选择——“继续忍受”或者“揭竿而起”。忍受通常会是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和唯一选择，可是，人类的忍受是有限度的……
此后，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斗争就此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民族自决、分离独立成了斗争的主要目标。鲁登道夫的进攻最后虽未能使德国免于战败的命运，却导致了大英帝国难以回避失去爱尔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