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渊:缔造“奇葩婚姻”的胡适夫人江冬秀

她是出生于小地方名门望族的乡村女子,文化不高,容貌平凡。人传她泼辣如虎,实际上,她只是大胆果断,敢于争取与捍卫自己作为妻子的地位和名分,并执意坚守她想要的夫妇间的温情。最终,她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幸福,过程虽然俗气,但能成为当时“千百万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就足以让这个旧式社会的传奇女子吐气扬眉。

她的夫君赫赫有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胡远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因为他们的不般配,世人甚至把她这位“胡适的小脚夫人”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吧,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她坦然地坐在胡家的客厅里,开心地摸着麻将,继续爱着她的名人夫君。

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然而,他们偏偏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拥有一件“若不能弃,便只能束诸高阁”的“母亲的礼物”——鲁迅有朱安,郭沫若有张琼华,徐志摩有张幼仪,郁达夫有王荃……在当时盛行“换掉包办旧妻,迎娶洋派嫩妻”的民国,一个不靠倾国倾城容貌,不靠举世无双才情的旧式女子,竟然能不被名人丈夫所抛弃,最终获得圆满的婚姻,仿佛是那段乱世动荡的红尘中开出的“奇葩”——虽不惊艳,却也瞩目。那么,江冬秀究竟是靠什么,成就了这个传奇的呢?

他们两家原本就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在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凑合的情况下,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定下婚约。此后,胡适先后到上海、美国去求学,十几年的时间没回来,家乡谣言四起,认为胡适早已在外结婚生子。执着的江冬秀却一直等待着这位名气越来越大的未婚夫,并且为了他而尝试放开缠足。直到1917年夏,胡适才留学归来,探望母亲的同时迎娶了素未谋面的江冬秀。那一年,胡适二十七岁,而新娘子已经二十八岁。

江冬秀虽是封建家庭里成长的闺秀,然而却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懦弱愚昧,她并不美艳,但很内秀。她有非同一般的德能和见识,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颇具男子汉气概,不仅胡适不敢对她小觑,亲朋好友、各界名流对她也颇为尊重。

胡适在留学时开始给她写信,慢慢引导她也给自己写信;新婚之际,他会为她写诗;偶尔小别,他会挂念她,催她快来相伴;夫妻几年间生了三个孩子……不比鲁迅对朱安、徐志摩对张幼仪的鄙夷和冷淡,胡适对待江冬秀并不差,以至她自己对他们的婚姻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她曾对他不设防,甚至对他去杭州、表妹曹诚英在他身边照顾也毫无猜疑。

曹诚英,别字曹佩声,胡适的表妹,后来成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胡适当年回乡与江冬秀结婚,曹诚英正是伴娘之一,那时他们表兄妹初识。胡适与江冬秀婚后到北京,曹诚英常写小诗与胡适请其评阅,二人书信往返,互生好感。1923年,胡适到杭州休养,其时,曹诚英与其包办的丈夫刚离了婚,正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远离夫人的监管,胡适与曹诚英的感情在杭州烟霞洞迅速升温,燃烧成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恋情。

流传至今普遍的说法是曹诚英有了身孕,胡适回京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然而,江冬秀毕竟不是张幼仪,更非朱安。悍妻江冬秀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传统招式——她一把菜刀,“劫持”了两个儿子,向丈夫提出条件:如果离婚,就先杀死二子再自杀。她的强硬,迫使心慈手软的胡适却步。

胡适这次出轨的“后遗症”,便是江冬秀开始对所有的“小三”都有所痛恨。当时的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留法教授梁宗岱要遗弃发妻,和才女沉樱结婚。江冬秀看不过眼,亲自到法庭为那好脾气的梁妻何氏辩护,并使梁宗岱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京华,为此,梁宗岱愤而离开了北大,带着女友沉樱出走。由此也可见,虽长于乡间,深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之熏陶,但江冬秀并非一般的小家碧玉做派,她性格果敢,待人有魄力且具侠义心肠。

其实,江冬秀也非粗鄙的泼妇,她做事深知有理、有利、有节,对待丈夫与众多“红颜知己”的关系,她也处理得比一般女子理智。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探望,还躺在他的枕边,竟被江冬秀撞见。然而,这个人们口中的泼辣女人却表现得很有风度,并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对于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恋人韦莲司,她对丈夫这位“精神上的伴侣”予以理解的态度。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韦莲司曾致信给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问,她也礼数周到地要儿子给这位“情敌”写了回信,对她表示诚挚的谢意。

总而言之,江冬秀识大体、顾大局,刚柔并济,抓大放小,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迫使胡适就范;对有些问题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尽量忍让,力求保持和维护家庭的稳定,又不致于伤害丈夫的名声和他人的情面。在胡适婚外恋的事件中,她既了解男人的心理,也能抓住胡适性格的“弱点”——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凭着手段和智慧,所有在他们婚姻中出现过的波折和危机,但都被这个小脚女人软硬兼施地化解了。因此,即使丈夫名满天下,她仍是他唯一又爱又敬又怕的原配夫人。

当然,一段婚姻的维系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控制。事实上,享受着太太无私照顾的胡适,对她的爱与付出还是感恩的,尽管有着那个年代男人的劣根,但在内在外胡适对夫人还是表现得尊重,甚至主张新时代的男人要“三从四得”:三从,就是太太命令要听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就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据说有一次,朋友从巴黎给胡适寄来十枚硬币,上面有PTT的字样,他便借此调侃,宣称要发起组织一个“怕太太协会”,只招收十名会员,以此十枚硬币作为会员证。

即使是和曹诚英陷入恋情,当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以后,在当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适在日记中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不曾忘记,这样的心思,放在现代社会很多男性还不一定做得到。

胡适总体还是满意自己的婚姻的。他曾经在日记中袒露心迹:“谈及我的婚事,……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负旧约,是一种可佩服的事!……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个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不过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

既期待家庭的温暖稳定,又向往旧式文人在婚外肆意自由的热烈爱情,胡适走的不过是几千年来男人们走的老路。爱情在他的婚姻中并非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江冬秀恰好是一个最懂得他、最适合和他经营家庭的女人。抛开对才子佳人式轰轰烈烈爱情之幻想,江冬秀无疑是一个好妻子。

实际上,在婚姻生活中,胡适越来越离不开江冬秀。江冬秀对他的照顾可谓十分体贴周全,细致入微。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竟装着7副象牙耳挖,于是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还是在美国,江冬秀在胡适的领带下端缝制了一个小拉链,内中藏一张5元的美钞。她为丈夫考虑周到,万一钱包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到公寓。

江冬秀自有无才之德,无才之美。她淡泊名利,不畏权势,丝毫没有像一些势利的太太那样,敦促丈夫进入官场。胡适接受夫人的规劝,两次恳切坚辞国民政府委员。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并予以支持来体现对他的爱。因为书籍是胡适的命根子,江冬秀即使在抗战逃难时,也始终带着丈夫的几十箱书。正由于她的努力和付出,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因此,胡适在给她的信中感激说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对于曹诚英,以及生命中曾围绕着他的众多莺莺燕燕,胡适大抵像千千万万婚外恋的男人一样,激情地爱着时,她是独一无二的小公主;厌倦之后,她就褪回那个低微的灰姑娘。爱诚然是一种魔力,然而当他不再投放时,那个还活在幻想中的姑娘,便会被打回原形。即使像梁宗岱和沉樱这样因互相倾慕才华而相爱,又背弃原来的家庭而结合,一旦进入婚姻,结果还是被世俗的生活磨灭了激情。与沉樱私奔7年后,梁宗岱在广西又对粤剧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

只有江冬秀拿捏住了男人的心思,早就猜到了结局。所以,她继续做着原配该做的事情,那些女子对她的挑衅,她并不委曲求全,她有自己的底线:心,可以放飞;身,必须回来。她没有新式女子的才华和浪漫,但她有决心和勇气,终于让她笑到了最后。

对于这宗“小脚与西服”结合并修成正果的“奇葩婚姻”,李敖曾不无刻薄地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而胡适的关门弟子、已故历史学家唐德刚则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2012年10月,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感言:“最大的成功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的背影是天底下最美的风景。”他的妻子杜勤兰就曾对莫言说过:“人家说咱俩很像胡适和江秀冬,我觉得也是。”或者,这正可以说明,幸福的婚姻总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