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出生于小地方名门望族的乡村女子，文化不高，容貌平凡。人传她泼辣如虎，实际上，她只是大胆果断，敢于争取与捍卫自己作为妻子的地位和名分，并执意坚守她想要的夫妇间的温情。最终，她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幸福，过程虽然俗气，但能成为当时“千百万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就足以让这个旧式社会的传奇女子吐气扬眉。
她的夫君赫赫有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胡远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因为他们的不般配，世人甚至把她这位“胡适的小脚夫人”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吧，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她坦然地坐在胡家的客厅里，开心地摸着麻将，继续爱着她的名人夫君。
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然而，他们偏偏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拥有一件“若不能弃，便只能束诸高阁”的“母亲的礼物”——鲁迅有朱安，郭沫若有张琼华，徐志摩有张幼仪，郁达夫有王荃……在当时盛行“换掉包办旧妻，迎娶洋派嫩妻”的民国，一个不靠倾国倾城容貌，不靠举世无双才情的旧式女子，竟然能不被名人丈夫所抛弃，最终获得圆满的婚姻，仿佛是那段乱世动荡的红尘中开出的“奇葩”——虽不惊艳，却也瞩目。那么，江冬秀究竟是靠什么，成就了这个传奇的呢？
他们两家原本就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在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凑合的情况下，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定下婚约。此后，胡适先后到上海、美国去求学，十几年的时间没回来，家乡谣言四起，认为胡适早已在外结婚生子。执着的江冬秀却一直等待着这位名气越来越大的未婚夫，并且为了他而尝试放开缠足。直到1917年夏，胡适才留学归来，探望母亲的同时迎娶了素未谋面的江冬秀。那一年，胡适二十七岁，而新娘子已经二十八岁。
江冬秀虽是封建家庭里成长的闺秀，然而却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懦弱愚昧，她并不美艳，但很内秀。她有非同一般的德能和见识，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颇具男子汉气概，不仅胡适不敢对她小觑，亲朋好友、各界名流对她也颇为尊重。
胡适在留学时开始给她写信，慢慢引导她也给自己写信；新婚之际，他会为她写诗；偶尔小别，他会挂念她，催她快来相伴；夫妻几年间生了三个孩子……不比鲁迅对朱安、徐志摩对张幼仪的鄙夷和冷淡，胡适对待江冬秀并不差，以至她自己对他们的婚姻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她曾对他不设防，甚至对他去杭州、表妹曹诚英在他身边照顾也毫无猜疑。
曹诚英，别字曹佩声，胡适的表妹，后来成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胡适当年回乡与江冬秀结婚，曹诚英正是伴娘之一，那时他们表兄妹初识。胡适与江冬秀婚后到北京，曹诚英常写小诗与胡适请其评阅，二人书信往返，互生好感。1923年，胡适到杭州休养，其时，曹诚英与其包办的丈夫刚离了婚，正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远离夫人的监管，胡适与曹诚英的感情在杭州烟霞洞迅速升温，燃烧成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恋情。
流传至今普遍的说法是曹诚英有了身孕，胡适回京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然而，江冬秀毕竟不是张幼仪，更非朱安。悍妻江冬秀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传统招式——她一把菜刀，“劫持”了两个儿子，向丈夫提出条件：如果离婚，就先杀死二子再自杀。她的强硬，迫使心慈手软的胡适却步。
胡适这次出轨的“后遗症”，便是江冬秀开始对所有的“小三”都有所痛恨。当时的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留法教授梁宗岱要遗弃发妻，和才女沉樱结婚。江冬秀看不过眼，亲自到法庭为那好脾气的梁妻何氏辩护，并使梁宗岱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京华，为此，梁宗岱愤而离开了北大，带着女友沉樱出走。由此也可见，虽长于乡间，深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之熏陶，但江冬秀并非一般的小家碧玉做派，她性格果敢，待人有魄力且具侠义心肠。
其实，江冬秀也非粗鄙的泼妇，她做事深知有理、有利、有节，对待丈夫与众多“红颜知己”的关系，她也处理得比一般女子理智。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探望，还躺在他的枕边，竟被江冬秀撞见。然而，这个人们口中的泼辣女人却表现得很有风度，并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对于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恋人韦莲司，她对丈夫这位“精神上的伴侣”予以理解的态度。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韦莲司曾致信给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问，她也礼数周到地要儿子给这位“情敌”写了回信，对她表示诚挚的谢意。
总而言之，江冬秀识大体、顾大局，刚柔并济，抓大放小，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迫使胡适就范；对有些问题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尽量忍让，力求保持和维护家庭的稳定，又不致于伤害丈夫的名声和他人的情面。在胡适婚外恋的事件中，她既了解男人的心理，也能抓住胡适性格的“弱点”——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凭着手段和智慧，所有在他们婚姻中出现过的波折和危机，但都被这个小脚女人软硬兼施地化解了。因此，即使丈夫名满天下，她仍是他唯一又爱又敬又怕的原配夫人。
当然，一段婚姻的维系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控制。事实上，享受着太太无私照顾的胡适，对她的爱与付出还是感恩的，尽管有着那个年代男人的劣根，但在内在外胡适对夫人还是表现得尊重，甚至主张新时代的男人要“三从四得”：三从，就是太太命令要听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就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据说有一次，朋友从巴黎给胡适寄来十枚硬币，上面有PTT的字样，他便借此调侃，宣称要发起组织一个“怕太太协会”，只招收十名会员，以此十枚硬币作为会员证。
即使是和曹诚英陷入恋情，当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以后，在当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适在日记中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不曾忘记，这样的心思，放在现代社会很多男性还不一定做得到。
胡适总体还是满意自己的婚姻的。他曾经在日记中袒露心迹：“谈及我的婚事，……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负旧约，是一种可佩服的事！……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个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不过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
既期待家庭的温暖稳定，又向往旧式文人在婚外肆意自由的热烈爱情，胡适走的不过是几千年来男人们走的老路。爱情在他的婚姻中并非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江冬秀恰好是一个最懂得他、最适合和他经营家庭的女人。抛开对才子佳人式轰轰烈烈爱情之幻想，江冬秀无疑是一个好妻子。
实际上，在婚姻生活中，胡适越来越离不开江冬秀。江冬秀对他的照顾可谓十分体贴周全，细致入微。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竟装着7副象牙耳挖，于是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还是在美国，江冬秀在胡适的领带下端缝制了一个小拉链，内中藏一张5元的美钞。她为丈夫考虑周到，万一钱包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到公寓。
江冬秀自有无才之德，无才之美。她淡泊名利，不畏权势，丝毫没有像一些势利的太太那样，敦促丈夫进入官场。胡适接受夫人的规劝，两次恳切坚辞国民政府委员。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并予以支持来体现对他的爱。因为书籍是胡适的命根子，江冬秀即使在抗战逃难时，也始终带着丈夫的几十箱书。正由于她的努力和付出，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因此，胡适在给她的信中感激说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对于曹诚英，以及生命中曾围绕着他的众多莺莺燕燕，胡适大抵像千千万万婚外恋的男人一样，激情地爱着时，她是独一无二的小公主；厌倦之后，她就褪回那个低微的灰姑娘。爱诚然是一种魔力，然而当他不再投放时，那个还活在幻想中的姑娘，便会被打回原形。即使像梁宗岱和沉樱这样因互相倾慕才华而相爱，又背弃原来的家庭而结合，一旦进入婚姻，结果还是被世俗的生活磨灭了激情。与沉樱私奔7年后，梁宗岱在广西又对粤剧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
只有江冬秀拿捏住了男人的心思，早就猜到了结局。所以，她继续做着原配该做的事情，那些女子对她的挑衅，她并不委曲求全，她有自己的底线：心，可以放飞；身，必须回来。她没有新式女子的才华和浪漫，但她有决心和勇气，终于让她笑到了最后。
对于这宗“小脚与西服”结合并修成正果的“奇葩婚姻”，李敖曾不无刻薄地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而胡适的关门弟子、已故历史学家唐德刚则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2012年10月，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感言：“最大的成功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的背影是天底下最美的风景。”他的妻子杜勤兰就曾对莫言说过：“人家说咱俩很像胡适和江秀冬，我觉得也是。”或者，这正可以说明，幸福的婚姻总有相似之处。
